http://www.jkfm.net/mx/ zh-cn PBlog2 v2.4 http://www.jkfm.net/mx/images/logos.gif http://www.jkfm.net/mx/ 猫熊文化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30 ddtoys@sina.com(ddtoys) Sun,01 Aug 2010 09:43:30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30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走进周刊故事秀。
▲“Couchsurfing”——这个英文字典里并不存在的单词，也许不久后也会像“Google”、“Facebook”一样从维基百科的字典转移到大英辞典里。一种全新的自助式的全球旅行方式正在蔓延。在中国，它被叫做“沙发冲浪”。
▲用“沙发冲浪”的人是“沙发客”，通过www.Couchsurfing.org的网站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申请到本地人家免费睡沙发的方式去旅行，在欧美已经盛行多年。世界需要沙发客，而中国青年们才刚开始他们的沙发旅程。
▲《城市画报》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这个对时尚青年略显陌生的词汇，标题是：好生活：中国式沙发冒险。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里，“沙发冲浪”看起来实在是个疯狂的举动——一不远万里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里去睡一个陌生人的沙发……安全吗？能适应吗？如何沟通呢？生活习惯能适应吗？最大的好处是看起来免费。
▲事实上，免费的确是“沙发冲浪”的第一卖点，但绝对不是唯一卖点，甚至谈不上是最重要卖点。游戏规则是所有自愿沙发客登录“Couchsurfing”网站，建立自己的简历，公布真实姓名、照片、职业、生长背景与兴趣爱好，通过“沙发流通”的方式，交换居住彼此的沙发，从而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交流。
▲2004年，喜欢旅行的美国男孩Casey Fenton到澳洲旅行。为了省钱他在当地一所大学的社区上发出了求床位的帖子，结果得到上百封回帖欢迎他前去免费入住。Casey突然受到启发，如果人们并不吝啬分享自己的私人空间，能不能建立一个互助网站呢？大家在上面“开放”自己的沙发，提供给志趣相投的旅行者免费居住。
▲这更像是嬉皮时代“世界大同”的理想，然而Casey却实现了。不同国家、文化、种族的人们是如此乐于共享和交流。“沙发冲浪”成立以来，截止到2010年7月为止，如今已覆盖到地球上200多个国家，会员逼近200万人。
▲在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爱与和平”的嬉皮文化、90年代末“免费+共享”互联网文化两次浪潮背景之下，西方年轻人让“沙发冲浪”很快流行起来，而西方人所普遍认可的个人信用体系，更为这种看似危险的旅行方式增加了更多的安全感，还增加了一丝浪漫的乌托邦色彩。
▲然而在东方，“沙发冲浪”的被接受度就要慢上许多。究其原因，《城市画报》列出了三道门槛。
▲第一道门槛是语言。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里，虽然各自有各自的语言，然而英语基本是各国通行，并且在城市青年里的普及率也比较高。而我国方言众多，在有些地区隔一条江水，方言就完全不同无法交流，这也造成了沟通障碍。
▲第二是旅游习惯。在欧美青年里有“Gap year”的传统——即年轻人进入社会前，被鼓励独自出行，在路上探索自我和世界的真义。中国虽然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老话，但现状是大多数人仍然习惯跟团、组团、自己抱团玩，“观光”的心态多，“交流”的心态少。即使在经济发展先于中国的日本，组团游的方式仍然多于自助行。
▲第三，则是文化传统。在信任感和与陌生人的距离感上，东方人远比西方人更为谨慎封闭，在这样的文化暗示下，更难接受未知情境。
▲你相信一个人会完全免费打开自己的家门为陌生人吗？你敢睡到陌生人家的沙发吗？如果有可能，还是去那个网站看一看，考虑一下是否把自己变成中国沙发客。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走进周刊故事秀。
▲关注《新周刊》本期亮点：“网络民意”是民意吗？文章这样写到：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使中国从一个鸦雀无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尽管众声喧哗会给人带来不适应，但是众声喧哗要远远好于鸦雀无声。
▲当代社会中，一些核心的能够支撑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东西现在都被打破了，造成个人不得不自行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生存的意义。在这一过程当中，很多人其实是无所适从的。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自恋的表达，互踩的冲动，急于跟陌生人分享自己的隐私以赢得信任，急于在虚拟社区当中找到自己的社区感——这样一些表现，其实都是在网络时代私人表达上发生的变化。
▲如果从公域的角度来分析，你会发现在中国，大家非常明显地感觉似乎网络民意代表了民意。其实，所谓网络民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通过研究，可以证实网民的统计学构成跟整个中国人群统计学的构成是不同的。
▲有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网络民意直接等同于当今中国社会民意的话，其实有点像把一个城市里的富人区视为整个城市的代表。常上网的人都知道，这里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在潜水，只有少部分人是积极的参与者，大声喧哗的其实永远是少数人。然而就是这个少数人决定了网络议题的走向，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这些人就代表了网络民意，再推广一下的话，似乎代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意。这是一个显然的错觉。
▲在网络社区中，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回声室效应”，即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还有“群体极化”现象：社会学的实验证明，当一群观点大致相近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的观点会趋向极端。就是说温和的人聚在一起也可能发出非常极端的声音。
▲总之，网络民意不等于民意。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走进周刊故事秀。
▲《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用超大的篇幅介绍了发生在150年前的一场浩劫——火烧圆明园。专题的名称就是：火烧圆明园始末：浓烟形成黑云飘浮两天
▲文章这样记述到：1860年10月18号到19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应当用浓重黑色加以标记的日子。隶属英国远征军第一师的第60来复枪团、第15旁遮普步兵团，连同骑兵旅在约翰•米启尔将军的指挥下，开进了两周前惨遭洗劫的圆明园。
▲米启尔在位于正大光明殿的指挥所向部下一一制订了应予焚毁的建筑物名单，命令下达后，英军士兵成群结队，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各处纵火。身处北京城的吴士礼中校用日记记录了这个惊人的场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清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向北京城，浓烟带来了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无声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日光被黑烟和浓云遮蔽，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在为举世无双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火烧圆明园的直接起因，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巴赞库尔的观点，是因为英法联军带着现代化的洋枪洋炮耀武扬威地重来的时候，仍然面对了当时清廷的傲慢——当英法两国使团在普鲁斯、布尔布隆两位公使率领下，完成1858年《天津条约》的换约仪式，进驻北京时，拒绝了清廷要求舰队舰只停泊于北塘海岸，成员自此登陆前往京津的安排。
▲而当英军舰队司令何伯指挥11艘浅水蒸汽炮艇驶入大沽口时，清守军决然开炮，击沉4艘炮艇，使不可一世的英军伤亡464人。巴赞库尔认为“对于英法两国来说，这是一次大失败，一天之中毁掉了联军在这遥远海岸的声望，为了挽回这些，唯有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
▲曾经造访圆明园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曾经预见：“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内没有沉没。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降临了……即使不会立刻倾覆，也会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最后在海岸线上撞得粉碎。”
▲到1860年，似乎是这预见的应验——清帝国的内忧外患不约而同地到达了顶点：2月，捻军张宗禹部攻占江苏北部京杭大运河畔的商业重镇清江浦，并分兵围困开封、济宁。5月，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天国东征军大破江南大营，宣告了“清王朝正规军南方主力”的彻底覆灭。
▲9月21号，在通州八里桥，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和绿营手持半个世纪前的陈旧武器，试图阻挡装备后装线膛炮和锥形弹步枪的入侵者。在一天之内，清军溃散，京师门户大开。巴赞库尔由此得意洋洋地记录说，“此战乃砍倒那高傲雪松的最后一斧，仓皇撤退的清军带走了满清皇帝的最后希望”。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也听，走进周刊故事秀。
▲今天夜听天下的最后，我们跟随《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一下我国反恐特种兵——天狼突击队是如何训练的。
▲文章是这样开始的：绿树掩映，稻花飘香，这里正是“塞上江南”银川平原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若不是营区门口醒目的“八一”军徽标志，人们可能想象不出这片被满眼翠绿包围着的恬静庭院里，隐藏着解放军最为精锐的战士---特种兵。
▲与解放军其他精锐部队一样，这个特种大队的前身具有光荣而悠久的历史——由名将彭雪枫在抗日战争中创建，走出过百余位将军和数以千计的共和国英模。外界一般称其为“雪枫团”。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军队职能使命的拓展，反恐成为解放军的一项重要使命。2000年，“雪枫团”以特种作战连8连为依托，成立了团队历史上的第一支反恐特战分队。如今，作为中国西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反恐特战分队，8连有一个响亮而充满血性的名字——“天狼突击队”。
▲“天狼突击队”营区里有这样四句话标语：“无所畏惧，无比忠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在“天狼突击队”，特战队员全部是高中以上文化，30%以上达到了大专文化程度。85%的官兵掌握计算机技术、军事英语、反恐手语等内容。在此次中巴反恐联合训练中，中方队员能熟练运用多种信息化反恐特战装备、指挥侦察装备，已成为训练场上的新亮点。
▲所有特战队员都能熟练掌握6种以上轻武器，全部会跳伞、机降、攀登、游泳、驾驶、格斗。近年来，依靠高素质兵员，“天狼突击队”先后攻克30多个反恐训练难题，连续进行超强度、大难度、高危险性实战训练。
▲练就一名合格的特战队员没有捷径可言，只能靠长时间地反复锻炼。腰力、臂力、爆发力，一项项艰难累加，直到“炼”成钢筋铁骨。单从体能训练来说，一位特战队员的日常训练安排是这样的：每天跑一个5公里，一周跑两次10公里武装越野。每天睡觉前是“6个100”——-100个仰卧起坐、100下推举杠铃、100个俯卧撑、100次握力掌、100个深蹲、100次压腿。
▲这些训练内容看似简单，但长期不懈地坚持下来，练就了特战队员超乎一般军人的能力。特战队员手枪快速射击：从枪套中出枪、上膛、瞄准、射击、击中目标，全部完成不到2秒钟。一位战士平静地告诉记者：“对于特战队员而言永远没有第二枪。要么你首发命中，要么就被对方击中。”
▲除了体能和射击，特战队员还要学习各种特种作战战术和技能，包括楼房突入、街道反恐、自由搏击、多能攀登、快速绳降等等。“雪枫团”的一次攀登楼房的展示中，：徒手从平地攀上4层楼高的垂直崎岖岩面，用时不到20秒；从4层楼上通过绳降快速下滑到地面，则是不到一秒钟的眨眼工夫。
【此后为机动】
▲提到天狼突击队就不得不说起猎人学校。委内瑞拉的“猎人学校”乃是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特种兵训练基地。它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初衷是提高委内瑞拉陆海空侦察分队的训练水平。
▲2001年，特种大队军官黄和平奉命赴“猎人学校”训练。在毕业典礼上，“猎人学校”的校长亲自为黄和平佩戴“最具有献身精神突击队员楷模”荣誉奖章，其头像被永久镌刻在委内瑞拉“猎人学校”荣誉墙上，为中国军人赢得了荣誉。
▲黄和平回国后即担任“天狼突击队”指挥官。他在训练中引入“魔鬼训练”的方法手段，先后培养出一批“超级小猎人”。“猎人基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
▲在“猎人基地”大门口的宣传牌上写着：“这里锻造的是魔鬼猎人，我们必须挑战极限绝地求生；这里只有无所畏惧的猎人与智勇双全的猎手，没有任人宰割的猎物。”
▲“猎人基地”中有连续31组高难度障碍：特战队员在沙土、泥泞、碎石中匍匐穿越百米低桩铁丝网；在离地面8米的高空手抓两条钢索走过长30米的钢索；凭借爆发力攀上45度倾斜的隔绝墙；穿着湿滑的军靴，在爆炸中快速通过蛇形独木桥；跳进2米深的泥潭，保持浮力并连续托举弹药箱50次。
▲特种大队副大队长何健曾代表中国参加世界著名的“突击•爱尔纳”国际侦察兵比武并夺冠，他是这样描述魔鬼训练的：“‘魔鬼训练’的目的就是在心理、意志和身体承受力达到极限的情况下磨练特种兵的战斗意志，把顽石变成钢铁。”他介绍到，这么多年来很少有战士能够在两年义务兵服役期就通过全部课目。但是通过“魔鬼训练’的特战队员都可以孤胆深入敌后，在关键时刻发挥反恐尖刀的作用。
▲“天狼突击队”的名称来自“西北狼”，在西北这个中国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它承担着独一无二的重任。“雪枫团”政委王龙宏说，“无论使用的武器如何先进，无论担负的任务如何变化，也无论面对的对手有多强大，忠诚、忍耐和血性永远是中国反恐特战队的精神标记。”
歌曲：主持人备歌]]>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29 ddtoys@sina.com(ddtoys) Mon,26 Jul 2010 09:24:01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29 　　1)基本：Crtl+C；Crtl+V；Crtl+X；Crtl+Z；Crtl+P；Crtl+N；Crtl+O；Crtl+S
　　2)进阶：ctrl+a 全选；ctrl+b 粗体；ctrl+d 字体格式；ctrl+f 查找；ctrl+g 定位；ctrl+h 替换
　　经验性操作（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集思广益）
　　1)安装word以及其他office系列办公软件，先设置自动保存时间为1分钟。
　　2)命名：新建文档后，立即保存为一个有具体文件名的文件，利于自动保存发挥作用，也利于自己管理文件。在什么位置？怎样的命名，每人习惯不同但只要真正形成自己的习惯就好。
　　3)页码：新建文档，保存后，立刻插入页码，为什么页码很重要？（有个重要会议，很多页的策划案，粗心大意，没有页码，不小心散落了，短时间内不能整理，影响了进度也影响了自己的心情等；协同办公的共同的标尺：例如与直播间里主持人交代临时修改流程，第几页某某项目）
　　如何把文字替换成图片
　　首先把图片复制到剪贴板中，然后打开替换对话框，在“查找内容”框中输入将被替换的文字，接着在“替换为”框中输入“^c”（注意:输入的一定要是半角字符，英文状态下，大键盘区数字6的shift方式，c要小写），单击替换即可。说明：“^c”的意思就是指令Windows XP里剪贴板中的内容替换“查找内容”框中的内容。
　　思路拓展——按此原理，“^c”还可替换包括回车符在内的任何可以复制到剪贴板的可视内容，甚至Excel表格。
　　如何去掉页眉那条横线
　　强烈推荐：在“样式”栏里把“页眉”换成“正文”就行了！
　　格式刷的使用
　　设定好文本1的格式；将光标放在文本1处；单击格式刷按钮；选定其它文字(文本2)，则文本2的格式与文本1 一样.
　　若在第3步中单击改为双击，则格式刷可无限次使用，直到再次单击格式刷(或按Esc键)为止。
　　如何删除网上下载资料的换行符
　　去掉“↓”：在查找框内输入半角^l（是英文状态下的小写L不是数字1），在替换框内不输任何内容，单击全部替换，就把大量换行符删掉了
　　替换特殊格式的字体技巧
　　如果要将全文中的某个词或者字替换为统一的格式，比如将“Word”改为红色、斜体、下划线，一个一个的改当然费时费力，想个办法：打开替换对话框，在“查找内容”中输入“Word”（实际输入时不带引号），在“替换为”中同样输入“Word”（同上），然后打击“高级”选项，打开“格式”菜单，将字体设置为红色、斜体、下划线，单击“全部替换”。
　　妙用通配符替换文件
　　如果要将全文引号中的内容设置为统一的格式，而引号中的内容又不一致,就需要我们使用通配符。通配符有两个：“*”号和“？”号。“*”表示多个字符，“？”表示一个字符。
　　操作方法如下：打开替换对话框，在“使用通配符”前打钩，在“查找内容”中输入通配符，在“替换为”中用鼠标点一下，什么也不输入，直接打开“高级”选项，设置好格式后全部替换。
　　快速重复输入字符
　　要想重复最后一步操作，可按“F4”键。特别是用于重复输入某个字符,非常有用。比如我们要输入“咚咚咚咚咚咚”一组象声词,在输入第一个“咚”以后,按下F4键，将在光标所在处重复输入又一个“咚”，词组也可以，例如“我爱你”F4后可重复。
　　快速选定字符块
　　在文件左边空白处单击鼠标可以选定一行文字；双击则选定整个段落；按住Ctrl单击鼠标，选定全文。
　　在文档中：双击鼠标选定词组；三击鼠标选定段落；按住Ctrl单击鼠标，选定一个句子。
　　快速插入当前日期和时间
　　插入日期：“Alt+Shift+D”
　　插入时间：“Alt+Shift+T”
　　快速定位到上次编辑位置
　　在打开Word文件后，如果按下Shift+F5键您就会发现光标已经快速定位到你上一次编辑的位置。
　　小提示：其实Shift+F5的作用是定位到Word最后三次编辑的位置，即Word会记录下一篇文档最近三次编辑文字的位置，可以重复按下Shift+F5键，并在三次编辑位置之间循环，当然按一下Shift+F5就会定位到上一次编辑时的位置了。此应用还可以在粘贴了大篇幅文字的时候使用，迅速回到刚刚粘贴的素材的起始处，继续编辑。
　　快速打印多页表格标题
　　选中表格的主题行选择“表格”菜单下的“标题行重复”复选框,当你预览或打印文件时,你就会发现每一页的表格都有标题了,当然使用这个技巧的前提是表格必须是自动分页的。
　　Word2007里在表格属性，行属性标签：在各页顶端以标题行形式重复出现。
　　如何在没有安装Word的计算机上查看文档
　　有时用户需要将制作的文档拿到其它没有安装Word的计算机上使用，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可以不安装Office，采用：“另存为网页”或者用写字板来打开Word文件。
　　如何换页时不再频繁敲回车键
　　在编辑文档时,以常会遇到换页的情况，大多数的用户都会敲很多次的回车键以生成新的页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因为当用户对前面的内容再作修改时，会直接影响到版面，所以用户应当使用下面的方法：当编辑到需要换页的位置时；按住“Ctrl”键后再按下回车键，插入一个分页符，这样就完成了换页的工作，非常方便。
　　如何使用键盘选定字符
　　在键盘上同时单击Shift和方向键[→]，则可选定[插入点]右边的一个字符；若同时单击Shift和方向键[←]，则可选定[插入点]左边的一个字符。
　　如何用键盘选定行
　　如果在键盘上同时单击Shift和方向键[↑]，则可选定从[插入点]开始到[插入点]为止的全部字符；
　　如果同时单击Shift 和方向键[↓]，则可选定从[插入点]开始到[插入点]为止的全部字符。
　　如何准确移动文本
　　在实际编辑文档过程中，如果使用鼠标拖曳的方式移过长的文档时，由于移动距离远，会出现移错位置的事情。实际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避免：先选中要移动的文档，再按[F2]键，此时状态栏显示“移动至何处？”把输入焦点点到目的地，按回车键便可准确移入。
　　如何将姓名按姓氏笔划排序
　　在举办会议或者进行评比时，需要对相关的人员姓名按照姓氏笔划进行排序。首先，将需要排序的姓名写出来，每个姓名要占一行，即输入结束后需按回车换行，选中所有需要排序的姓名，段落，排序选项。
　　如何取消Word的自动超链接
　　word的自作聪明和过分殷勤有时会给你添乱。例如当我们在文档中输入web网址或e-mail地址的时候，word会自动为我们转换为超级链接，如果在这个网址或邮件地址上按一下鼠标，就会启动默认的浏览器或收发邮件的软件。
　　1.在word文档中输入一个web网址或者e-mail地址，在它自动转换为超级链接后（在默认状态下web地址会变成蓝色），立即按下“ctrl+z”或者“alt+backspace”组合键，撤消最后一个动作，这样就不会显示为超链接了。
　　2.在输入的web网址或者e-mail地址上点击鼠标右键，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取消超链接”命令即可。
　　如何让Word表格快速一分为二
　　让Word表格快速一分为二——将光标定位在分开的表格某个位置上，按下“Ctrl+Shift+Enter”组合键，这时你就会发现表格中间自动插入一个空行，这样就达到了将一个表格一分为二的目的。
　　推荐两本书
　　侯捷老师作品，超级强烈推荐，整本书用word排班印刷，里面有很多思路、创意的东西让我们感慨word的伟大。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4-1
　　定价：￥48.00 当当价：￥35.60
　　Excel Home的《Word实战技巧精粹》，Excel Home是国内顶尖的或者说全球顶尖的中文OFFICE交流论坛，侧重Excel，Word也很厉害。
　　作　　者： Excel Home 编著
　　出 版 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定价：￥59.00
　　当当价：￥44.30
　　推荐一个辅助软件：GidotTypesetter
　　GidotTypesetter是一款广受编辑追捧的智能排版整理文章的软件。该软件短小精悍，无需安装即可免费使用。适合新闻采集员、编辑、文摘网及有文章排版需求者。而且此软件终身免费，100%绿色纯净，不读写注册表不捆绑软件和恶意广告。尽可放心使用。
　　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 周宁
　　Zhouning@cnr.cn]]>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28 ddtoys@sina.com(ddtoys) Sun,25 Jul 2010 20:13:47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28 3条热点新闻的媒体综述（1672+704+936）
+1条新闻故事(1113)
+备用歌曲一首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最近百姓茶余饭后最关注的新闻？可能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热。的确，三伏天加上大暑节气，着实让大家热的难受，就像很多网民的签名档写的一样：我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空调。
▲但是入夏以来，我国多省市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从各大媒体的新闻关注度、新闻排行榜上来看，一个“水”字牵动了更多人的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天在安徽检查指导淮河防汛抗洪工作时指出，当前，淮河流域防汛抗洪进入关键阶段。沿淮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防总的部署，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切实做到有备无患，努力夺取今年防汛抗洪工作的全面胜利。
▲长江、淮河的水患自古就有，抗洪工作也成为了沿江沿河省区百姓的家常饭。我们常常用天灾人祸来形容大的灾难，那么如今在洪水的天灾之下，我们又怎样来解析人祸呢？
▲新京报观点：长江水灾：“怨天”更要“尤人”。报上是这样写的：如果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十几次自然灾害都是“百年一遇” 的，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难逃其责。
▲我国长江上游地区，天公总是不作美，前段时间连续大旱，西南五省出现了人畜饮水困难；现在长江上游又大涝，奔腾的洪水无处去，袭击脆弱的城市。
▲从客观上看，这肯定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在自然面前，人类还是摸不透老天爷的脾气，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了人的行为加重甚至诱发自然灾害。
▲人的行为怎样成为制造洪水的人祸了呢？新京报列举了这样几条原因：第一，长江中上游植被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山体植被拦水蓄水功能。云南砍伐热带森林种植橡胶、转基因桉树，湖北一带放火烧山，种植纸浆林。经济效益有了，水的涵养功能却消失了。虽然经济林、人工纯林都属于森林，但它们的水源涵养能力比起天然林来，要差很多。
▲第二个原因，过多的大小发电站建设，将奔腾的河流处处拦腰截断，挡住了洪水的去路。高峡出平湖，发电效益提高了，但抗旱防洪的功能可能就会下降。这是因为，没有水的时候，为了发电效益，水库是守住水不放的，这就加重了下游干旱；当水太多的时候，就开闸放水以自保，这就加重了下游的洪灾。
▲中国建造大型水坝2万2千个，占全世界大型水坝总数的45%。从旱涝发生频次增加来看，人类无休止地“改河建库”，可能是导致长江流域水灾和旱灾的“人祸”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围湖造田，大面积湿地消失，蓄洪能力降低。当天然湿地变成陆地后，洪水没地方去，只好袭击城市和农村。城市里的水泥地面，没有蓄水的功能，城市雨水系统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大量“做客的洪水”在短期内涌入。
▲说到城市内涝积水，我们插播一段京华时报的评论：广安水患是低水平城市化缩影。这里说的广安水患是指：7月19号，9米深的洪水让四川广安成为“水城”，损失为历史之最。有知情者称，这与老城区滨江大道违规占用河道有关。广安市水务局局长肯定了这一说法，称由于规划方面出了些纰漏，滨江大道占用了约3米宽的河道，阻碍了行洪。
▲京华时报引用了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一段文字，“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在对城市水患的反思中，人们发现当下许多城市的排水排污系统，甚至不如前人有前瞻性。例如，100多年前，德国人为当时还是小渔村的青岛设计了足够使用百年的现代排水系统，其中的雨污分流模式，很多城市至今也不能做到。更为夸张的是，在江西赣州市，以宋代福寿沟为代表的城市排水系统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两个城市建设的现代与传统样板，足让今人无比汗颜。
▲我们再回到新京报报道：长江水灾：“怨天”更要“尤人”，文章的最后给出了这样的总结陈词：痛定思痛，我们必须接受数次长江洪水教训。只有保护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搞好关系，才能有效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我们不能总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怨天”不“尤人”，用“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回避人类的责任。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德国警方昨晚宣布，西部城市杜伊斯堡“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发生踩踏事件，事发时，大量观众赶往活动现场，而另一批观众则折返回家，人群在音乐节活动现场附近的地下通道里发生拥堵，造成恐慌性踩踏事件。据报道，当天参加“爱的大游行”活动的人近140万。目前死亡人数上升到19人，另有大约340人受伤。（关注最新动态）
▲德国总统武尔夫对踩踏事件表示震惊，并要求彻底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武尔夫说到：“这样一起灾难，在一个和平的节日给来自许多国家快乐的年轻人造成死亡、悲伤和痛苦，太可怕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这起灾难表示“吃惊和悲伤”。
▲尚且不说音乐究竟可以不可以使人疯狂，但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扎堆狂欢听音乐，的确就存留着危险的隐患。今年的6月的一个周末，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和博览会公园举行的电子音乐嘉年华上，同样发生了人员踩踏受伤事件，200多人受伤，100多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009年5月，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纳赫德体育场，为期一周的拉巴特国际音乐节正在举行闭幕演出，结果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1人死亡，30多人受伤。一场音乐盛事，最终以悲剧首场。
▲2000年的罗斯基勒音乐节上， 9名歌迷因为拥挤踩踏不幸身亡。
▲有效的组织与冷静的头脑是一场大型音乐会安保工作的核心，即便身处让人疯狂的音乐中，也要怀有一颗警惕的心，还好，我国的各大音乐节的组织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歌迷也体现了疯狂前的有序，今年五一的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热波音乐节、五月十五号的吉他中国音乐节，我们只听到了音乐而没有听到事故，希望将安全的音乐保持下去，起码在7月30号即将到来的张北音乐节上，我们高高兴兴听歌儿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百姓故事，体味人生。
▲如果拿一张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在建设银行提款机取钱，手续费是多少钱？如果你认为没有手续费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还认为是老规矩:一笔2块钱那也错了，现在手续费已经翻番涨价到4块了。
▲广州日报今天刊载的文章，标题赫然醒目：同城跨行取现 股份制银行跟风涨价半数银行手续费涨到4元。
▲近日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曾经让银行陷入“口诛笔伐”的同城跨行ATM取款手续费再有部分银行跟风上涨。继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内的四家国有大行全部实施同城跨行手续费4元的标准后，交通银行、广发行等部分股份制银行也从本月开始正式上调这一手续费。
▲银行业人士透露，国内已经进入到中间业务收费上涨通道。不过专家就提醒，在涉及面广和影响力大的收费项目上，银行还是应该慎重，顾及普通老百姓的感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对于本次银行上涨同城跨行取现手续费的原因，一位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手续费要各方分摊”。这位人士透露，发卡银行对每一笔跨行取款都要支付3.6元，其中0.6元支付给银联，3元支付给受理银行，发卡行自己吃下0.4元。银行免收此项费用或者只收2元，都是倒贴客户的。另外，银行方面表示，手续费提高与成本上升不无关系，“增加取款机数量需要成本，维修、更换ATM机也需要成本。”
▲春城晚报评论：跨行取款费不应是随意拉伸的弹簧。在商言商，商家高价卖服务，消费者花钱买服务，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这些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既定游戏规则与公平正义底线。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同城跨行取款业务在方便储户的同时，银行也弥补了自身网点不足，配置不均衡的服务缺陷；简化了转账、存取款手续，减少了排队压力。
▲与中资银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外资银行在中国提供了较大的优惠。花旗银行去年开始免除花旗借记卡ATM查询、取现费用。国有银行为何在不合理收费的基础上翻倍涨价？何况，储户跨行取款，减轻了开户行的工作量，这个手续费即使要收，也应该由开户行出。银行有什么理由让储户额外支付手续费呢？
▲虽然央行曾经表示，个人业务收费由受理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自行确定。这个市场化原则也不能是个可以无限拉伸的弹簧。银行在宣布跨行取款等个人业务翻倍涨价之前，为何不认真调查核算跨行服务成本，听取广大储户的意见呢？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百姓故事，体味人生。
▲今天夜听天下的最后我们一起配合一下今年的一项大工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国家普查项目和周期安排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于2010年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人口普查的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自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0年11月1号零时。
▲《瞭望新闻周刊》用“中国投入巨额进行人口普查”的标题来彰显这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性。文章介绍到：2010年，全球共有63个国家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历时3年，需要600多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社会各界投入的人财物力及时间成本之巨大，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
▲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据了解，中央财政为此投入近7亿元。在地方，以北京为例，市级财政投入2.9亿元，各区县政府投入3亿元，总计投入将近6亿元。以此估算，全国各级政府在人口普查一项上投入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也许很多人对人口普查的概念还停留在“了解到我国目前人口总数”的概念上，其实人口普查“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人口普查都是一项国情国力调查，日本还将人口调查称为“国势调查”，可见其重要性。
▲【此段机动，可随时去掉】人口状况与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掌握人口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对于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如实掌握人口普查数据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的高度。
▲人口普查的具体作用怎样体现在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呢？
▲北京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顾兖州举例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确定社区老年和儿童人口，铺设老年餐桌和幼儿园，确定社区图书馆数量规模，规划、建设健身场所；涉及医院、学校、公交车站、地铁站的分布，高速公路建设，市政等公共设施建设等；还能摸清社会保障的底数，以便决定公共财政的投入比例。
▲【此段机动，可随时去掉】曾参加过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顾兖州，已有20年的人口普查经验。他表示 “现在北京市的人口普查网站已经开通，每名普查员的姓名、年龄、证件号、照片都可以实时查询。而且还设置了举报电话，严防普查员泄露个人隐私信息”“这主要是为了解除人民群众的顾虑，便于如实申报。”
▲如此利国利民之事，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积极配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
歌曲：主持人备歌
]]>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27 ddtoys@sina.com(ddtoys) Sat,24 Jul 2010 20:12:39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27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七八月是传统的旅游旺季，谈起旅游花费，交通住宿游客尚且可以承受，但是各地日益高涨的景点门票着实让人叫苦不堪。
▲近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表示，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比如所有的寺庙都收费，普陀山每个景点门票都在40元以上，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他说道：“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像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都是自然创造的景色，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
▲对此，中国青年报评论到：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旅游景点曾经拥有过“景美价廉”的黄金时代。其实，那个令人怀念的时代，恰恰是地方政府不怎么重视旅游开发的年代。后来地方政府越来越看重旅游景点这个摇钱树，于是就出现了越重视旅游业，景点门票相应地就越是上涨。
▲而且每次涨价都能找出一个个美丽的借口，比如调节客流、保护遗产、体现景点价值、平衡管理成本等；而其中最能够蒙人也最让人无话可说的理由，是趁大多数国人没出过国门，拿出与国际接轨的法宝。现在，暂且把国际放在一边，希望我们的地方政府合计合计，先在旅游门票上与台湾旅游市场接轨吧。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蒋孝严认为“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不仅是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且是一种提醒。如果是观光费用太高，不少人就会感觉不合算，从而打消旅游念头，这些负面效应也许在旅游旺季影响比较小，但是在淡季却影响明显。这就不单是景点收入的损失，相关的吃、住、行等行业也遭遇损失。对于景点的价格应建立长效机制，不仅要管一时，管目前，还应管长远，以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青年时报评论：“以门票价格控制流量”乍一看乃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但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先举一个近处的例子，比如免费西湖；再举一个远方的例子，比如免费的大英博物馆。不论是免费西湖，还是免费的大英博物馆，事实证明都很少出现人满为患的状况。当然，即使“以门票价格控制流量”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各地风景名胜依然还会以“控制流量”的名义涨价，而问题的根源，则是公众依然缺少足够的“话语权”与“定价权”。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为正确把握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方向，防止文化遗产被滥用、歪曲，造成文化遗产庸俗化、功利化，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出《关于把握正确导向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目前存在打着传承文化旗号争夺名人故里、兴建假文物、盲目举办祭拜活动、肆意炒作负面历史人物等问题。
▲说道名人故里之争，先来看东南早报的盘点。
▲最近的故里之争最火爆的当属西门庆故里之争，淫贼成文化产业英雄，具体涉及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此外还有李白故里之争，两个国家四个地方开始博弈。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纷纷自称是李白的故乡，点燃了李白故里争夺战。
▲曹雪芹故里之争可以说是一场持续80多年的学术争议。目前，曹雪芹故里正被河北唐山丰润、辽宁辽阳、辽宁铁岭和江西南昌武阳四地争夺，在尚无国家级的学术定论情况下，各地资源已经开始投入并且声势浩大，堪称中国名人故里争夺“第一战”。
▲黄帝故里之争让我们慨叹：炎黄子孙何处寻根。陕西延安的黄陵县、河南省新郑市打得不可开交。除此之外还有赵云故里之争、墨子故里之争等等。
▲对于两部委的通知，法制晚报观点有些悲观，它表示：“通知”恐怕不会让名人故里之争偃旗息鼓，甚至有可能诱发地方上对于“权威学术机构和专家”的争夺，以及学术机构和专家之间对“权威”二字的争夺。更关键问题在于，“故里”二字往往只是前奏，接下来问世的，就是“斥资”二字。例如近日有报道说，四川大邑斥资千万重建赵云祠墓，而福建和江西的一些地方，则准备汇聚40亿建设“朱熹故里”。即便禁止了任何形式的“故里”之争，“斥资”二字怎样杜绝？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就在各地纷纷争名人故里、向历史古迹要经济之际，有些地方却反其道而行之，强拆历史遗址，新建现代高楼大厦。
▲据《人民日报》报道，江苏镇江13座宋元粮仓在挖掘机的不停施工中，遭到巨大毁坏。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大型商住楼盘“如意江南”。眼看着一项考古“新发现”尚未与公众见面，就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不但考古人员揪心，镇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引来关注。好消息是，镇江市近日作出决定，叫停涉及市区宋元粮仓仓基遗址的“如意江南”小区项目建设。
▲对此，华商晨报观点：江苏镇江宋元粮仓遗址，是我国大运河沿线最重要的历史资源之一。虽然一纸决定叫停了相关项目的建设，但我们却无从得知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被掩埋在崭新的地产项目之下。或许真正让我们痛心的并不是在这场闹剧中所损失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是什么才能让建设者找回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心。
▲广州日报观点：破坏历史文物、搞房地产开发，与争名人故里的发展思路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GDP焦虑的产物。类似的事例在很多城市已是习以为常，就在前两天，新华社报道说，西安将投资120亿元对西安城墙景区进行整体改造和提升。西安古城墙是举世闻名的重要文物古迹，这一带有商业色彩的“改造计划”将改变其景区原有风貌，加进现代商业开发因素，从而引发争议；再比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土城子古城遗址的墓葬区内开发房地产，大理州级文物保护单位龙首关遗址因公路建设墙体被破坏等等。
▲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暴露的是城市经营理念上的房地产思维，以经营房地产的模式来经营城市。于是，一切都可以为房地产的开发让路，哪怕是历史遗址，但我们不由得反问一句：开发商哪来的如此胆量？
▲新华每日电讯观点：对这些早已算不得“前无古人”的破坏文物行为，《文物法》与《刑法》虽然都有条理清晰的追责条款，有时却只是老老实实地呆在“纸面”上，没有贯彻落实到行动中。可以想见，假如有关部门不对此起彼伏的“破坏文物事件”，打出一套像样的“组合拳”，不对积弊已久的症结刮骨疗伤，即便声势浩大的民意喇叭喊得天响，也甭指望震醒既得利益的“梦中人”。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百姓故事，体味人生。
▲要不是因为一次好奇，70岁的上海市民蔡根生不会发现自家小水表的秘密——当水表指针表示为1升时，实际获得的自来水近有0.8升。这意味着，蔡家每次要多交20%的水费。
▲新闻晚报今天重点报道了：建议全市抽查“贪吃”水表。这篇报道是该报刊登《家庭自来水竟“短斤缺两”》反映蔡根生经历的续篇，很多读者纷纷表示：水电煤这类公共商品，政府应对其收费加强监管，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利益。上海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后将联合市质量监督局，加强对居民自来水表6年强检的检查，最大程度保护百姓利益。
▲有读者提出质疑，既然规定了6年需强制更换，为什么还有很多地区的老旧公房的水表依然在“超龄服役”？在上海闵行、虹口等居民家中的自测显示，即便没有到6年更换期，仍有部分居民家中的水表误差值高达40%。网友 “陈小贝”在 “开心网”转帖时直截了当地亮明观点： “水表4年快了3倍，等于变相涨价20%，信息公开事不宜迟。”
▲我们再来看一项对比，为什么欧美国家水表很“长寿”。上海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表示，这和城市水管网络铺设的前期规划有着密切联系。欧美国家水管一般使用的是铜管和不锈钢管，这些管道耐腐蚀性强，此外其水质过滤净化技术相对成熟，即便常年经水流冲刷，也不容易在管壁内形成污垢。这也给水管的日后养护带来直接便利。
▲而在上海的老旧公房中，此前普遍使用的水管是镀锌管，这类水管容易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水管易腐蚀、易积垢，管壁直径因此也越变越小。在同样的流量情况下，水流逐渐变快，最终导致水表转速增加。
▲为了改变现状，上海市已从2006年起规定，新建商品房水管铺设必须使用PPR管道，即特殊材质制成的塑料管，可有效避免水管腐蚀后带来的问题，从而减少水表误差值的产生。
▲我们都知道：市民如果被发现偷水、偷电、偷燃气行为，一旦查实将被处以重罚。那么，作为生产公益性产品的自来水公司，在收费时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是否该对消费者补偿呢？
▲上海光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俞建国表示，自来水是公共商品，如果确实发生了短斤缺两，那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该处以双倍返还的赔偿。不过，情况应由第三方进行鉴定，这也是先决条件。
▲所谓第三方，俞建国建议，应由权威部门，如市质监局和代表消费者的消费者保护协会，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因为这个机构相对独立，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不过，俞建国也坦言，由于水表转速加快牵涉到水管内污垢累积量等问题，涉及到具体年份不同，这在计算具体赔偿时，应有所区分。建议今后在这类问题上，政府应主动承担义务，加强强检。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百姓故事，体味人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丽有的时候也要付出一点点代价。广州日报今日报道：出境整容，容颜变美，进出海关被怀疑冒名顶替，让我们关注一下这美丽的烦恼。
▲暑假刚刚开始，不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将入校的准大学生纷纷预约面部美容手术。昨天，记者从拱北边检站获悉有不少人选择出境整容，而在新近一年时间内拱北口岸就有150名旅客因面部整形导致与出入境证照有出入影响通关，面对暑期即将出现的出境出国整容潮，边检民警提醒：当心人变美了归途不顺，办好出入境证件后最好不要轻易“变脸”，确需出境出国整形宜多带有效证件，“变脸”后请及时更换新证件。
▲整容后的进出境麻烦不止在广州海关。一位朱姓的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不久前她在泰国芭提雅进行过面部整容，结果麻烦接踵而来，在泰国机场登机时，工作人员盘查了她十多分钟，才放她走。在澳门过关时，警察也“特别关照”地让她出示了身上携带的其他辅助证明文件，并进行了认真核对和问话；过完澳门关，到达拱北口岸，正感叹终于安全“着陆”时，还是被边检民警带到一边进行重点检查。十多分钟后，经边检机关查询相关记录并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人证对照甄别和确认，她总算通过了回国旅程中的最后一个检查关。
▲那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美丽的烦恼”呢？边检民警在为旅客办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时，人证对照及身份信息资料核对是重要环节。针对出国出境整容热现象，边检民警提醒，为避免被阻止出入境或耽误行程，最好不要在办好出入境证件后再对颈部以上部位进行大动干戈式的整容；如有特别紧急的情况需要出入境，例如出国整容后回国，持证人相貌特征跟整容前差别不大，边检民警凭职业技能能识别是其本人的，最好同时带上能增强个体识别的其他有效证件和证明文件，为顺利过关多提供一份保证。若根本不无法识别的边检会进一步深查，查明确是本人后才会允许出入境。
▲如果做过脸部及头部五官整形美容手术，脸形、眼、耳、口、鼻、眉、额等特征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查验的，最好是在第一时间申办新的证件，比如居民身份证、护照、通行证、驾驶证等重要证件，以免给工作、学习、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
歌曲：美丽新世界 SHE
]]>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25 ddtoys@sina.com(ddtoys) Thu,22 Jul 2010 20:10:01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25 3条热点新闻的媒体综述878+753+375
+2条新闻故事（891+943）
+备用歌曲一首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财经国家周刊》近日刊载了这样的一条新闻：一直在聚光灯下若隐若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至今仍没有露出真面目。这个方案最新一版的征求意见稿，已在近期摆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高层的案头。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格局重建过程中各利益方的激烈博弈。据报道称，冻结垄断企业工资、实现同工同酬、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工资5年倍增，是这次征求意见稿最敏感的纠结点。
▲这条看似比较庞大的工程其实与老百姓的钱包最密切相关，尽管有些专业术语可能会让大家看得一头雾水，但是新闻关注度始终居高不下。
▲中国青年报评论：博弈之激烈可以想象，试想，有谁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又有多少人关注没有话语权的低收入者？近年来，给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的消息不断涌现，但他们的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国家公职人员、垄断行业职工。而给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往往又成了给高收入者增加工资的由头，收入差距反而加大。
▲评论还说道：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注重公平公正，必须把法律规定切实落到实处：第一、写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同工同酬不能永远是摆设；第二、大幅度提高最低标准工资，且增幅不应低于当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幅；第三、大幅度提高农民财政性收入比例。

▲中国青年报另外一篇相关的评论则是从工资与纳税的角度来阐述的。报纸上这样写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都提出过“化税为薪”的建议，对提高工资有困难的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来促进实现员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换句话说也就是政府把一部分税收过渡给企业用于给职工涨工资。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企业产业升级，摆脱难以招架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困扰，缓解“用工荒”，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扭转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消解民众的物价焦虑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上世纪初对工资问题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其实，福特的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借减税助推企业涨工资，实际上体现了政府的公共责任。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我们跟随人民日报人民网每周一评来评说一下领导的政绩。这篇评论的题目是：让“政绩冲动”有合理出口。
▲一提起政绩二字，很多老百姓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几年围绕“政绩”这个关键词往往呈现的是比较麻烦的新闻。来看一下报纸上是如何给政绩冲动一个合理出口的。
▲建设新城，西有康巴什，东有京津新城；争名人故里，实有朱熹，虚有美猴王；大搞建设，前有毁千年粮仓，后有“山寨”鸟巢文化馆……政绩工程源于政绩冲动。
▲政绩并不是贬义词。作为施政的成绩，政绩历来为人称道。在党的十七大上，“树立正确政绩观”也被写进党章。
▲实际上，追求政绩，是领导干部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作为公权力行使者，领导干部有公务身份。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也有个人身份，有着个人利益和发展诉求。良好的政绩，既是领导干部公务职责所系，也来源于个人发展的欲望。可以说，政绩具有双重属性。
▲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政绩诉求成为一种强烈的“冲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落点”，缺少合理的“出口”，就容易跟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破坏环境、危及安全的工程、项目联系在一起，造成种种备受争议的“政绩工程”。不管这样的“工程”是不是当地最需要的，但至少是个人发展与地方发展最相契合的，是追求政绩时“性价比”最高的。甚至打出公共利益的牌子，牺牲掉少数困难群体的权益。
▲“政绩冲动”要有合理出口，改变考核的导向与方法是关键。西班牙精神科学家萨尔瓦多•蒙塔万方认为：冲动是生命的特性，是人类得以发展的根源。个人追求政绩、追求发展的冲动也一样。但如果这种冲动用错地方，则成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通过制度安排，进行科学引导，把个人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政绩冲动”有了合理的出口，或许能成为干事创业和个人发展的“双重动力”。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如果提到“美洲虎”这个词，你的脑海中会出现什么？是动物？是汽车？还是球队？如果再问下去：关于美洲虎，最棒的一篇文学作品是什么？包含“美洲虎”这个词的最好文章又是哪篇？
▲网络时代似乎回答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打开浏览器，登陆搜索引擎网站，输入关键词，搜索就ok。看似简单，其实蕴藏着大学问。《金融时报》上周报道称，一场论战正在酝酿之中——围绕的是在网络搜索结果中是否需要某些标准来确保公平，简单说，搜索结果能否中立？可否相信？
▲谷歌副总裁梅里莎•梅尔的观点：网络搜索中立不现实。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否定了梅里莎•梅尔的观点，报纸上用了一段精辟的文字回应道：梅里莎•梅尔从技术层面分析了“网络搜索中立”不可能成立的原因，但是，即便由于技术的原因使得搜索引擎不中立，但你必须得尊重、遵守相关法律，必须恪守公平和正义的道德准则吧？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百姓故事，体味人生。
▲新闻晚报一篇名为《当实习遭遇陷阱》的文章为暑期准备打工的学生敲响了警钟。
▲文章开头列举了学生实习中遇到的一些坎坷，例如：“我遇到了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习单位要求我每月拉到100万元的开户款！ ”“我到底是在实习，还是卖身为奴了？ ”“我到剧组实习，本想学习场景调度，没想到却被要求跑龙套扮尸体，演不到位还挨了骂！”
▲暑假开始，踏上实习岗位的各校大学生表示遇到了和想象完全不同的实习生活，其中不少时陷阱、骗局，或是冷暴力、无所事事。高校就业专家给出了建议：实习生更应该学会鉴别，勇于放弃。
▲专家的建议固然有理，大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确实应该通过全面了解实习单位而作出理性的判断，如果发现遭遇实习陷阱，就该立即走人。但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必须明白，实习的过程贵在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切不可只因在自我预期和实习现状中找不到平衡点就萌生退意。有时候，你所认为的“不可能”，或许正是进入某个行当、承担某份工作所必须经历的磨砺。
▲实习，顾名思义，是在实践中学习，即到生活中去了解如何将自己的所学应用到实践中，这一般也是学生在正式工作前必经的阶段。细看文章中大学生在实习阶段的抱怨，不难发现，这和以往一些新闻报道中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表述口吻非常相似。以在证券公司实习的小风为例，他对所在行业需要的品质概括是“脸皮厚，服务好，会忽悠”，但换个角度，何尝不能说要在这个行业干，要“懂得坚持，讲究服务、熟悉业务”？而当他抱怨“好不容易接到的大客户，又要‘进贡’给师傅，也就白忙活了一场”时，他需要明白这正是团队分工的需要——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但一口气哪能吃成胖子，在业务不够熟练的时候，当然需要让师傅去接待大客户。这看似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但他日他人也会“为你作嫁衣裳”。
▲当然了，对于部分企业布下的实习陷阱，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门必须出手。根据有关规定，目前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实习，与实习单位建立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属于劳动关系，因此不受《劳动法》保护。要改变大学生实习期间的权益保护的“真空”现状，出台一部详细、严格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制度，也显得十分迫切。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百姓故事，体味人生。
▲哪家西班牙餐厅口味最地道？哪家美容美发厅性价比最好？消费前，不少年轻人习惯先上网搜索网友们的评价，各类点评类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也使如今点评网站面临一大难题：谁来分辨这些点评是真实的消费体验，还是恶意差评或刻意好评。
▲《新闻晚报》披露：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已经出现了 “职业评价师”，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指指点点、赞扬或批评，不过一切都是在网络上静悄悄的工作，默默无闻。针对这一情况，不少点评类网站各自出招。但是仅靠技术过滤是否能够排除所有不实信息？我们继续往下看。
▲市民李莎近来要当婚礼伴娘，就在网上搜索好口碑的美容美发店。她在点评网上看到一家美容美发店评价不错，尤其是一名叫“马丁”的发型师多次被推荐。随后李莎打电话预约，店内工作人员却说店里从没有一个叫“马丁”的发型师。
▲接到李莎的电话后，美容美发店的负责人刘女士也十分狐疑。她查看了网站近期对本店的点评后发现，有6则点评都推荐一名叫“Martin”的发型师，评价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刘女士随后向网站的服务中心举报，认为这些“好评”不是真实的消费点评。网站经核实后，已对这些点评和账号做相应处理。
▲为何有人如此“好心”，明明没有消费却愿意给店家好评？据业内人士常小姐介绍，点评网站中“高星级”会员的点评更容易获得其他会员的信任和关注，而“高星级”会员的基本要求就是点评要多，于是就有一些会员通过虚假评价快速“冲星”。
▲这些“速成”的高星级会员除了个别是希望获得相应的赠品外，大多是利用这些高星级会员资格牟利。“职业差评师借此讹钱，职业好评师帮一些商家消除不良影响。”比如一旦有商家获得网友差评后，这些“职业好评师”就可以撰写好评来捧场。
▲第三方客观独立的立场是点评类网站的生命。以计算机技术系统代替人工编辑，届时网站收录商户的点评内容经过电脑过滤后，一些真实可信、参考性强的点评内容将会在默认点评中集中显示、优先被看到。今后系统还能自动发现和识别数据异动，尽可能剔除人为因素以显示消费者真实的声音。但是再高级的程序也是人的大脑编辑的，漏洞还是会有的。
▲人工审核的问题更多，不仅审核量越来越大，审核流程也有争议。最后只有是双管齐下，“技术过滤”加“人工审核”，保障在网络上好评如潮的店铺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歌曲：美丽新世界 SHE
]]>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24 ddtoys@sina.com(ddtoys) Wed,21 Jul 2010 20:08:17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24 2条热点新闻的媒体综述(1150字+1116字)
+1条新闻故事（1956字，后600多字为一个小段落，机动）
+备用歌曲一首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7月17号到20号，广州开展首次亚运单双号限行演练，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全市行政区域内机动车都要按照尾号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分单双号出行。昨天广州市交委宣布“公共交通体系在演练中得到了考验，总体满足了市民在限行期间共1220万人次的出行需求。”广州公交系统成功度过限行压力“大考”，亚运期间无需实施错峰上下班。
▲羊城晚报评论：亚运首限结束，呼吁政府部门细微考量民生。限行4天，据了解减少了80万辆汽车上路行驶，城区道路出现了罕见的顺畅，但也使借助公交出行的人流激增，公共交通系统全面吃紧，直接影响到难计其数的市民的出行。反思这次限行演练，不难发现，越是简单易行的管理政策，越是需要细微具体的民生考量。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认为，公共交通拥堵状况的出现，说明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交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足。“既然实施限行了，政府就应该加大在公交方面的投入，提高公共交通运力，以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而且限行目的也受到质疑：到底为交通还是为空气。据广州市交警支队说，其实这次进行单双号演练，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交通，而是为了配合环保部门，改善空气质量。然而，广州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情况显示，演练第三天，广州市区空气质量级别重回II级水平。
▲限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空气质量？王则楚认为：“不应过度夸大限行演练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作用。”普通市民或许不太关心空气的事情，但限行带来的公交问题以及对出行的影响，市民却深有体会。限行演练，或许应该更加关注普通市民的声音。
▲当然我们要看到可喜的一点：本次限行最大的就是市民的支持，有了百姓的支持，那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呢。

▲南方都市报社论：亚运限号应着眼于为民解忧。政府为此次限行作出了很多预案，包括公交增加营运台次、地铁缩短行车间隔、的士落实错峰交班，敦促楼巴做好增开准备、加大客运发班密度等等，希望将限行造成的市民出行影响降到最低。
▲过去四天的体验，就是数百万市民对这些预案的回应，他们或弹或赞，或喜或忧，都值得政府管理部门认真倾听，悉心回应。孩子生病了却苦于抱着孩子挤不上公车、路边等了40分钟也打不到一辆的士、原来上班半小时车程现在却是恐怖的两小时肉搏，这些都值得政府人士放下管理本位的架子，真正去理解市民的想法，解决市民的问题。
▲这种对市民生活的体谅和理解，是对限行政策最好的配套支持。实施限行政策，它首先是出于政府管理本位的一种选择，是城市管理成本向社会的一种转移。这种选择是从事公共管理的城市政府可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但前提应该是要得到公意的支持。就此而言，越是简单易行的管理政策，就越是需要细微具体的民生考量。因而，广州首次限行的平静结束，不应该是政府掉以轻心的开始，相反，它应该促成更加精心的查漏补缺和措施完善。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关注各地民生百态。
▲一场暴雨之后，郑州车如行舟。次日，在大河论坛里，郑州市委、市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ZZIC”以郑州市委、市政府名义，向市民表示真诚歉意。据说，这是郑州历史上首次因雨水积堵而向市民道歉，有专家称“可能会在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再遇见类似的公共危机，政府部门首先应该出来道歉”
▲河南商报对于此条新闻给予了详细报道，除了全文转载了道歉信之外，还就此事采访了很多市民、专家以及网友。
▲报纸上是这样描述的：部分郑州市民表示对本次致歉认可，并认为这是政府敢于担责的表现。在郑州市某机关任职的巩先生表示，郑州市每年都是逢雨必淹。但是，过去政府往往认为是市政部门的责任，因此，很少正面应对这些问题，即使应对，也是让市政部门出来表态。“但这一次不同，市委、市政府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认为自己的工作存在失误，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说明市委、市政府认识到雨水积堵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市委、市政府的责任。”本次致歉说明市委、市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强了。
▲新闻事件迅速被海量网友围观，网友“小手盼盼”表示：市委、市政府已经迈出了一个坚实的步伐，而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给政府一点儿时间。网友“wj001”：头一遭啊，完全赞成。有回应敢负责就是好样的，比扛着好多了。我更关心的是下次是不是涛声依旧，重要的是拿出些行动。
▲河南商报评论：在不懂网、排斥网还有足够大市场的当下，任何早先一步的网络问政都将深受好评，在展现政府形象上得分。这从ZZIC注册后，网民普遍叫好即可见一斑。人们从ZZIC在公开信中，看到了一个平等、友好的行政形象。网络问政是形象展示，但形象展示还必须以解决问题为前提。如果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网络形象最终会成一个华丽的盖子，而其中空无一物。
▲中国青年报观点：政府网上致歉不能止于危机公关。郑州市委、市政府能积极回应民意，尽量将民众可能郁结的怨气消弭在萌芽状态，显示了一个责任政府的坦荡和担当，令人欣慰。　　这些年来，国内很多城市都宣称要打造成“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甚至“国际化大都市”。盲目贪大、与外国接轨，以为地标式的高楼大厦和开阔的草坪绿地就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殊不知，城市的美好一半都在地面以下。与千年沧桑却功能不减的宋代排水系统相比，眼下我们的很多“国际化大城市”遇水即淹，而“拉链马路”平时几乎无休止地开开合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可见，郑州市委、市政府敢于为雨水积堵担责，并勇于向市民道歉，只是良性城市管理的破题。接下来，应该是立足长远的城市规划，以及更科学的管理实践。公众不仅要听其言，“为广大市民的出行和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更要观其行，如网友所言，“我更关心的是下次是不是涛声依旧，重要的是拿出些行动。”
间奏或划片或扬垫乐
▲夜听天下，天下夜听，百姓故事，体味人生。
▲近来，一个名为“Anti-Parents 父母皆祸害”的网络讨论小组引发争议。小组成员已经过万，大多是被家长忽视或伤害过的孩子。小组首页上，诸如《教你如何同父母对峙》《他们将孩子当做一个“物”，而不是人》等被认为具有指导意义的10个帖子长期置顶。而最多的讨论内容是自己在父母那遭遇的心理伤害和对父母教育方法的批判。
▲虽然这个小组的名字听起来似乎相当大逆不道，但是他们在创建宣言里强调：“反对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积极手段，为的是个人向社会化进一步发展，达到自身素质的完善。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这一点需要技巧，我们共同探讨。”
▲这个小组目前组员数目早已过万，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北京青年报评论题目为：“父母皆祸害”寒了谁的心。报纸是这样记载着小组的创建与发展：如果不是因为引起媒体的注意，“父母皆祸害”只是“一小撮人”宣泄对父母不满的“秘密树洞”。这个论坛小组已经存在了两年，在这里，同病相怜的“小白菜”们将自己的苦痛经历一一列举，并相互鼓励、分析、取经，探寻“反父母、求幸福”的生活方式。
▲论坛管理员张坤告诉记者，最初论坛的参与者很少，只有几十人，后来人数越来越多，现在发展到过万人。从人员结构看，20多岁的80后应该是论坛的主体，后来的参与者中才多了70后、90后、甚至00后。
▲张坤说：初期参与进来的人的个案中有不少极端的例子，他们大多与父母难以沟通，观念、生活等各方面都格格不入。“还是那句老话，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吧。”
▲在组员的控诉中，父母对子女的强烈控制欲、两代人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以及从不鼓励、遇事打击的蔑视和精神上的“冷暴力”，成为网友指责父母的“三宗罪”。
▲在论坛上，不少网友称，父母的专制让他们从小到大都难以做出自我选择，从求学、就业到选房、择偶，父母都要以强势的姿态出现，为其做决定。一位网友已经在北京找好工作却被母亲强行拉回老家，因为母亲认为他在外面一定会碰壁。
▲最让子女感到心碎的是来自父母的嘲笑和冷暴力。有的组员几十年没有听过父母一句夸奖的话，即使取得了好成绩也不会有哪怕一朵小红花的奖励，几十年来都在做“笨蛋”，常听到的是“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蠢货”等。
▲一位网友说，在母亲面前他永远都是垃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读医科的他在向母亲透露自己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研制出抗癌药物时，母亲听后报以一阵狂笑，那种嘲笑让他的心都碎了。“别人嘲笑我痴人说梦，我理解，但是嘲笑我理想的是我的亲妈。”
▲张坤说，在论坛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中国的父母比较专制，从子女的职业、求学、择友、结婚等各个生活层面上，父母的干预度都非常高，而且缺乏尊重。同时冷暴力普遍存在，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
▲“父母皆祸害”这个看似“生猛”的名字下，论坛小组的宗旨却是理性、积极的。网友“两只耳朵”表示，在这里的目的只是挖一个树洞，道出自己怎么被伤害，然后互相安慰、取暖。“父母皆祸害”这个名字只是为了唤起那些曾经受伤的网友的共鸣，让他们“以为永远没法说的话，有人替说了，以为永远没人理解的苦衷，有人理解了。”在这里的成员们只是希望互相温暖，寻求一种更好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幸福。

▲上海新闻晚报观点：父母无私怎么成了祸害？在美国，由于很多夫妻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所以长子或长女往往被培养成弟妹们的小领袖，并由此分担家长的治家负担。这就在客观上培养了孩子的自立能力。同时，父母把孩子的教育完全委托给教师，很少有人主动报个啥班的让孩子充电，这就给孩子以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而且，由于汽车在青少年中的普及，青春期的美国少年少女都有很强的 “机动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培养了他们的自立能力。父母或许在很多地方的确和子女有冲突，但由于上述这些自由空间提供了回旋余地，冲突一般不会升级为战争。
▲美国的五零后和六零后家长之所以愿意给予子女更多的自由，其实还有两个更根本的原因：他们的工作比中国的同龄家长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第二，他们更爱自己，而不是子女。前一点不用太多的分析了，现在的美国依然是世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高地，五零后和六零后已然是很多企业的核心骨干，若一天到晚盯着孩子，则就没法子赚美金了。
▲我们来看更有趣的第二点。杨澜曾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是你自己当选总统开心，还是看到你儿子也做总统开心？换成中国家长，肯定说：看到儿子成功自然更开心啦。老布什的回答则是标准美国式的：两件事都开心，但我肯定对我的当选更开心。
▲可见，在美国家长的世界观里，实现自己的野心，其权重要高于培养子女。这种世界观看似冷酷，但是在客观上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因为正是这种世界观给下一代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从这个角度上说，成为问题的，可能恰恰是中国父母的无私。
歌曲：美丽新世界 SHE
]]>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15 ddtoys@sina.com(ddtoys) Mon,12 Jul 2010 13:16:16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15 写在前面的话：
　　首先必须把我自己择出来，这个系列的文字是我的转帖，作者是许知远，家里的书橱高高供奉起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依然在排队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拜读。
　　200*年的一个漆黑的冬夜，我百无聊赖、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又不甘独醉于小屋一角，在离开公司之前找人喝酒，电话那边传来一声虚弱的男声，我开玩笑的问他工作一年了怎么变成“药渣儿”了，他勉强提气反驳到只是太累太累，说话间，听筒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女人的怒吼，大有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势头，我问哥们儿此人是谁，哥们儿突然间仿佛如临大敌、浑身筛糠，匆匆回复了一句：她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后便挂断电话，再无音讯。自那以后我俩便再无酒肉穿肠过，直到多年后的2010年再次相约，虽仍未能成行但每每联络时，那个片段便萦绕眼前，哥们儿话语中总是有落寞的伤愁，“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几多风雨”。
　　如果不是我多心，baidu了一下，最终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前面加上定语“中国证券界”，我还真以为我这哥们儿跟了*独分子混世界。
　　去年末，今年初，《财经》震荡，一晃半年过去，BB熊推荐了我一些文字，期中就有关于胡舒立的，不敢独享，与各位共享之。
　　刘宾雁，很陌生，但是从今天起，我的A序列人物里加上了他，顺便说明一下，我的A序列人物，意思就是：凡是……所有……全收。
　　其实转这个帖子还有一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清楚的认识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这些号称“传媒人”，号称“编辑”、“记者”的人，我们走得太快了，影子早就跟不上了。更多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少一点浮躁，少一点“多快好省”“好大喜功”，踏踏实实的慢一点，也许会看得更远、知得更光、思得更深。

　　从刘宾雁到胡舒立（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二零零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胡舒立。先是在一个如计划体制活化石的红砖楼小院里，然后一起去爬香山，最后在西四环旁的一家餐厅吃饭。我想问她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十六大刚刚结束，改革经过了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很多人相信，中国正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未来之路越来越宽阔。
　　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一路上，她一直在打电话，问一个人该如何找到另一个人，在把这个人的号码告诉那个人。我领教了她的旺盛精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如此的语速讲个不停。我抓不住她谈话的节奏，而且她的回答也与我想象的不同，它是碎片的、即兴的。有时，她又突然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热心肠的大姐。
　　“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在她冒出一句又一句之后，这句话留在我的脑海里。她说对几年前的中国新闻界来说，勇气与努力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仅此不够了，同样重要的是判断力——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却说不清道理何在。在我头脑中，或许在当时很多人的头脑里，改革仍像是个线性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开放将取代封闭、市场经济战胜计划体制，匮乏变成丰富，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多元思想替代单一价值，从混乱到法治……一本叫《制高点》的书正在流行，两位历史学家将二十世纪的历史，视作两种观念的斗争——计划与市场。这本书充满了美国冷战获胜后的喜悦，欢呼市场体制的获胜，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专门作序推荐。作者的叙述流畅而雄辩，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市场”与“计划”似乎变成了两个抽象的力量，是某种魔咒，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咒语，就通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它丝毫没有分析和叙述，一种经济体制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将受到政治制度与社会心理的何种影响。中国也是这一连串的市场胜利中的一环吗？
　　那次见面后不久，北京迎来了或许是它自一九八九年来的最大一场危机，SARS爆发了。我第一次感到恐惧与无力。而政权之前给予人们的乐观，一下子凝固了。倘若不是蒋彦永的大胆出面，恐怕疫情还会隐藏更久。官僚系统依旧是老样子——它公然说谎、反应迟钝、对生命冷漠至极。但人们仍旧抱有希望——新闻媒体的采访不是更大胆与深入了吗？或许这也是一次变革的良机——中国的变化不都是由危机推动的吗？新的领导人，总是给予人们新的希望。《财经》采访深入、写作冷静、追问也更为彻底。所有的问题都并非孤立，股票市场的丑闻与医疗系统的失败，它们都蕴涵着类似的逻辑，都最终指向这个国家的深层困境。SARS也变成某种隐喻，它不仅是生理上的疾病，更是制度上的疾病。
　　中国媒体的内在悲剧暴露无疑——当蒋彦永试图呈现真相时，他只能求助于境外媒体，《时代》最先刊登了他的观点，中国人随后才了解他的存在。中国媒体看似日益开放，但当涉及到核心问题时，一切仍在严格的审查之下。尽管如此，《财经》的表现仍旧令人侧目，它第一个刊登了关于蒋彦永的特写报道，并发表了吴敬涟与他的对话。这真是个意味深长、令人感慨不已的对话。两个同年出生（１９３０年）、同年入党（１９５２年）的老知识分子，象征了中国社会最后残存的正直人格，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人品、孤独，或许还有经常的无奈，对抗着正在塌陷的周边环境。
　　二零零三年的中国新闻界，充满了鼓舞。政治制度、官僚系统依旧庞大、傲慢，但它们似乎正在松动。SARS危机迫使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而《南方都市报》对于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的报道，则迫使政府废除了相关法规。中国的新闻报道是对权力容忍边界的不断试探，这一次你突破了，就意味着下一次你赢得了更广泛的空间。而另一个事件则为中国媒体拓展另一个崭新的空间。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中国人寿在纽约成功上市，它的股票认购率达到了一百六十八倍，创造了当年全球资本市场的纪录。在以制造业闻名多年之后，中国似乎开始在全球金融领域拥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是“中国概念”兴起之时，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中国媒体又该怎样加入这场谈论？
　　我忘记了我在二零零一年时的乐观是如何一点点消退的。它既与中国的社会气氛相关，也与我所在报社的内部环境相联，必定也受到我内心的变化的影响。
　　我记得二零零四年夏天“郎顾之争”给我思想上带来的混乱。一开始，经济学家郎咸平指责广东一位标志性企业家顾雏军，用种种欺骗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并为这个事件创造了一个“国退民进”的标签。随后，它演变成了一场更大范围的公共讨论。它既是两派经济学家间的争论，支持市场经济、产权改革的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为顾雏军做出某种辩护，而另一派经济学家杨帆、左大培声援朗咸平，则相信这种产权改革只是让某些企业家占有了公共财富。朗咸平煽动性的措辞——他既会创造“七大板斧”的理论，又会使用“小保姆”的比喻——在众中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普通人对于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腐败问题心生不满，顾雏军这样的“公然的掠夺者”可以轻易变成他们愤怒矛头的所指。互联网的传播效应给予每个人以参与机会，对产权问题的严肃分析与争论，被裹挟到大众情绪中。这一争论很快就从某种半学术角度，堕落到公然的谩骂。互联网上是极端情绪的发泄场，这些情绪不仅停留在网络世界，它随即转而影响报纸与电视。一种新的传播模式也初具苗头——不再是印刷媒体信息与观点影响网络，而是网络事件与情绪情绪牵引媒体的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一事件。很多种感想杂乱无章混合在一起。在情感与理智上，我更偏向吴敬琏、周其仁一方，甚至多少有点同情素不相识的顾雏军。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大多有一种暴发户式的粗鄙、嚣张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很少自我检讨或有更长远的目光。
　　比起从前那种傲慢和低效得令人绝望的国有企业，我宁可选择他们。有时我也颇为费解，为什么人们对于“国有”的概念仍如此迷恋，“国有”的东西从来都与我们的人民没什么关系，它只是国家权力代理人的财产。人们似乎宁可容忍一家国有企业在一个愚蠢的党委书记的领导下每天都浪费巨大，也不愿意看到它转到一个私营企业家手中。这个过程当然会发生无数的不公，但消除这种不公的方式，显然不是终止这种产权改革的过程，而是要提高转变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普通人的内心积郁对这种不公的愤怒，但是该选择寻找一个替罪羊释放这种愤怒，还是该探寻其更深的原因？
　　在探讨进入更深层次时，又不得不面临着更根本的问题——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这是人人都知的禁区，人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而当思想与语言，总是在核心问题周边绕来绕去时，核心问题反而被暂时遗忘了，它被包裹进一个语言的毛线球，毛线一层层地缠绕，以至于人们最终忘记了它的中心到底是什么。真实的问题退隐了，语言的泡沫就占据中央。一个扭曲的公共讨论空间也随之形成。
　　也是这一次公开的讨论，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公众情绪的力量。中国社会开始明显被一种极端情绪所左右，一个问题出现时，不管它的情况有多么复杂，人们都必须选择一个简单的立场。我感觉到另一种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于传统的政治压力和审查，而是来自于公众情绪。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似乎到来了。
　　我想起了胡舒立所说的更为关键的“判断力”。当我面对更直接的商业新闻时，这种判断力的缺乏更是触目惊心。几年以来，我只是在抽象谈论中国与世界，一点也不了解现实的中国。我记得二零零四年初，我仍兴致勃勃飞到上海去专访德隆的董事长唐万里。而此刻，业界资深记者们都知道这家集团问题丛生，或许即将倒闭。而在访谈里，我没有触及任何关键问题，想生硬地把唐万里套进在《哈佛商业评论》读到的关于领导风格和管理模式的理论里。今天想来，这真愚蠢得让人心惊肉跳。
　　我也感到了来自报社内部的压力。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和很多同事都感觉到，随着报纸的成功，最初的实验、自由精神迅速消退。它成了另一个平庸的官僚组织，人们不继续拓展未来，而是要分享既有成果，让自己得到最大的那一份。贫穷年代的同志友谊，变成了富足时代的利益争夺。青年人的热情、创造力，让位于人际关系、组织原则。我第一次清晰地体验到中国社会的“早衰文化”。在一个人、一个组织成熟之前，就已经衰老。人们普遍认定，一个记者在四十岁之前，至少要成为部门主任，如果再继续采访写作，就是个显然的失败。而机构的寿命，更短得可怕，昨天还荣耀一时的企业，今天就已灰飞烟灭。新闻业更是如此，除去企业的正常困境，它更面临来自审查部门的压力。作为半市场化媒体，你不再被称作“党的喉舌”，没有直接的禁令，但压力无处不在。你很难具体描述这种压力。你很清楚哪些问题是敏感的、要主动放弃的，你甚至还学会了和审查部门的游戏方式。你甚至可能很自然地去想，只要不触碰这些敏感，你仍享有极大的自由。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种主动放弃，在多大程度上窒息我们的想象力和勇气。新闻记者最大的奖赏，从来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某种道德与信念上的胜利。他认为自己呈现了真相，倡导了正义，代表了理性。当这种奖赏总是被剥夺后，我们失去了自尊。在青春时的梦想和激情很快释放之后，他们不可避免变得玩世不恭、自我欺骗。这不正是新闻业的普遍困境吗？
　　二零零五年夏天，我和几个同事离开了工作的报纸，也离开了商业新闻领域。或许那个时刻，我对于胡舒立的尊敬又多了一分。不是作为新闻记者、而是作为机构领导者的胡舒立。这本杂志仍旧生机勃勃，它的记者仍被某种理想主义影响。它也成功地把影响力转化成更大范围的社会进步。这本杂志和它衍生的网站、会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卷入世界的程度日益加深，它几乎又成为了能够参与这场全球对话的唯一的中国媒体。她开创的《财经》奖学金，已成为中国记者最重要的专业培训项目。一个良性循环已经产生，《财经》用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塑造行业标准，影响舆论与政策，培养人才。
　　这并非说它毫无问题。你既可以说它具有专业精神，也可以说技术理性的胜利。这本杂志经常是令人阅读厌倦。而整个杂志的胜利，似乎也是开明专制加上技术官僚的胜利。你感受不到一本知识分子杂志的人文情怀。但是，即使你再抱怨它的写作风格，对公共政策的过度迷恋，一旦重要新闻发生，《财经》仍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你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没有任何的媒体——包括西方媒体——会比它的报道更详实与值得信赖。
　　它报道领域不断拓宽。从经济领域进入到公共卫生、环境、科技、甚至社会新闻领域。它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追问松花江污染的源头，它警告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它评估中国崛起，它报道鲁能公司的奇特交易，它探讨人民币汇率，它调查四川地震坍塌的教学楼的事故原因，它也报道气候变暖，它还不断强调中国改革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它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组织中国经济讨论会……倘若你追踪胡舒立每期撰写的编辑言论，《财经》的两个角色日益清晰：一方面，它在中国社会扮演的改革推进者。改革的共识已经破碎，中国正可能面临两种危险——官僚系统陷入惰性，因为担心出现新的问题，就索性停滞不前，而只能坐等更大的危险到来。最初的市场改革没有预见到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它们不仅将权力资源转变成经济资源，并通过经济能力进一步巩固原有官僚权力；《财经》的另一个角色则是充当新的全球对话的中国代表。这是个荣耀却又孤单的角色。当中国的商品与中国移民涌向全世界，能源战略从非洲到南美洲，所有世界机构急切地想听到中国的声音，全球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的报道时，中国媒体却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似乎对于自己的未来命运毫不关心，对于自己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惊人的迟钝。《财经》是唯一一家加入这场谈论的中国媒体，而且令人信赖。如果中国真的具有什么软实力的话，《财经》肯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
　　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提到了他在审查制度下，如何进行批评性报道。他要先表扬现状，然后把文章引向要报道的事实，然后再以表扬结束。所有的媒体都属于国家，党垄断了一切，他必须在这一块铁板中创造出小小的空隙。他也必须得到某位领导人的幕后支持。社会的矛盾也相对简单，它是官僚系统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倘若一名记者说出了真相，它会赢得人民几乎一致性的欢呼。
　　胡舒立则面对另一个时代。市场化已经催生出大众媒体，党报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市场给予新闻记者新的空间，也提供了更错综的挑战。一名新闻记者不仅面对着政治权力的限制，也面临着金钱的诱惑。很多时刻，诱惑比限制更能摧毁新闻业的品格。而真相似乎变得更扑朔迷离，它隐藏在一个经过种种技术手段造就的新的谎言系统中。
　　刘宾雁依靠的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才华，胡舒立则寻求的是专业能力与机构的力量，她要建立一家能将她的价值观传播到更广泛、更深入的机构。而正是这样一家又一家具有独立价值观的机构，构成了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它们给予不同的公民群体提供了表达的空间，给予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鼓舞了不同价值系统的生长，它们也分担了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它们是社会真正的稳定器。
　　在很多方面，胡舒立与刘宾雁分享着类似的传统。他们继承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倘若刘宾雁的焦虑表现在他对中国问题富有情感性的呼吁，那么胡舒立的焦虑流露在她对于美国新闻标准偏执性的追逐——她追逐它，不是因为它是“美国的”，而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新闻标准。而她要让她的杂志，或许还有中国新闻业，靠近并终有一日超过它。
　　他们既是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的推动者，但最终又是改革困境的牺牲者。他们都是这个政治系统内部忠诚的反对派。胡舒立不止一次把《财经》比作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一九八七年的刘宾雁与二零零九年的胡舒立，或许都标志着各自年代改革的停滞。刘宾雁直接来自于政治的压力和宣告，而胡舒立在十一月九日的辞职，则来自于一些更隐晦的力量，你可以将它理解成一名主编和资本方的矛盾，或是两个个性都过分突出的人的个人雄心的冲突，更可以把它理解成独立意志的媒体理想和日益稳固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雇她的资本方不过是这个更大的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这个利益集团成功地将市场力量与政治权力裹在一起。在媒体理想能够帮助它赢得更大的市场回报、赢得国际上的赞誉时，它可以暂时容忍它的存在。但当这种理想日益强大，要触及到它的防线时，合作的机制瓦解了。
　　不管你创造多少绚目的新名词，中国的新闻界仍生活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和一九七九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界限之内。跳舞的空间增大了，镣铐上盖了一层柔软的棉布，但它从来没有消失。
　　我们可以这样自我安慰。一九八七年的刘宾雁比一九五七年的刘宾雁要幸运得多，他不需要再被批斗、下放，他甚至还可以出国。而二零零九年的胡舒立则比刘宾雁幸运，她可以去大学当院长，创办新的杂志。
　　但一代代中国人的才华与热情，就这样被轻易的浪费掉了。我们总是这样一次次重新开始，然后一次次被迫放弃，到最后被遗忘，类似于自我毁灭式的不断重复。中国历史的循环色彩，再好不过地反映在这些个人命运的起伏上。而每一代新人都难以顺利衔接上一代的传统，汲取他们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将我们自身与这个国家提升到它本应的位置。
　　面对现实，不意味着悲观地接受现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最光辉的时刻，也正是他们与这种看似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较量的时刻。在八十年的生命里，只有八年时间，刘宾雁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但这八年的光彩，可能在意外时刻与地点，以意外的方式照亮了另一个人的心。而胡舒立在五年前说，中国有很多故事等待讲述，它是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都梦寐以求之地。而胡舒立和他《财经》的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些故事可以被讲得多么扣人心弦。]]>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14 ddtoys@sina.com(ddtoys) Sun,11 Jul 2010 13:14:41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14 写在前面的话：
　　首先必须把我自己择出来，这个系列的文字是我的转帖，作者是许知远，家里的书橱高高供奉起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依然在排队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拜读。
　　200*年的一个漆黑的冬夜，我百无聊赖、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又不甘独醉于小屋一角，在离开公司之前找人喝酒，电话那边传来一声虚弱的男声，我开玩笑的问他工作一年了怎么变成“药渣儿”了，他勉强提气反驳到只是太累太累，说话间，听筒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女人的怒吼，大有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势头，我问哥们儿此人是谁，哥们儿突然间仿佛如临大敌、浑身筛糠，匆匆回复了一句：她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后便挂断电话，再无音讯。自那以后我俩便再无酒肉穿肠过，直到多年后的2010年再次相约，虽仍未能成行但每每联络时，那个片段便萦绕眼前，哥们儿话语中总是有落寞的伤愁，“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几多风雨”。
　　如果不是我多心，baidu了一下，最终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前面加上定语“中国证券界”，我还真以为我这哥们儿跟了*独分子混世界。
　　去年末，今年初，《财经》震荡，一晃半年过去，BB熊推荐了我一些文字，期中就有关于胡舒立的，不敢独享，与各位共享之。
　　刘宾雁，很陌生，但是从今天起，我的A序列人物里加上了他，顺便说明一下，我的A序列人物，意思就是：凡是……所有……全收。
　　其实转这个帖子还有一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清楚的认识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这些号称“传媒人”，号称“编辑”、“记者”的人，我们走得太快了，影子早就跟不上了。更多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少一点浮躁，少一点“多快好省”“好大喜功”，踏踏实实的慢一点，也许会看得更远、知得更光、思得更深。


　　从刘宾雁到胡舒立（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仍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包围着他自己，也包围着整个中国社会。很长时间以来，刘宾雁都被视作政治变化的温度计。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次对政治容忍度的试探。一些时候，他胜利了，另一些时候则失败了，稿件压在自己的书桌上。中国的政治气氛逃离了毛时代彻底的严酷，却也并没有迎来真正的春天。对于新闻业来说，基本的常识远未恢复。报纸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仍处于争论之中，而揭露性的报道经常被认定是破坏安定团结——尽管谁也定义不清到底什么是“安定团结”。
　　政治运动不再席卷整个社会，却仍不断侵扰文化领域。“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所有执政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刘宾雁后来总结说，“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对于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要强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一九八一批判《苦恋》，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放与封闭，不断彼此交替。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像一九七九年的两种力量的彼此交战，有时候“改革开放”占了上风，有时候自由又必须臣服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日后困扰中国的悖论已经显现——共产党政权能在推行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情况下，保持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吗？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都经常成为这种较量的首要牺牲品，似乎危害国家未来的不是恶化的现实，而是一些大胆说出了这些现实的人。
　　刘宾雁当然了解，他暂获的自由，与最高权力之间的制衡相关，也与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紧密相关。胡耀邦的开明态度，一直是他的重要保护力量，他的成功既幸运又脆弱。这种危巢之下的自由，在一九八七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胡耀邦被免除了总书记的职位，而刘宾雁与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与王若望被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开除党籍——中央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这两个事件，直接表明了政治改革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自我批评与纠正机制，似乎不再能发挥作用。再加上经济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时的挫折，一种幻灭情绪开始蔓延。很多人相信一个勃列日涅夫年代正在来临——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陷入漫长的停滞。
　　但在这短暂的幻灭之后，又是一种急速的亢奋。接替胡耀邦的赵紫阳似乎无意终止改革，更让刘宾雁兴奋的是，社会正在觉醒，人们不再听令于宣传机器，他们有了更自主的意识。与一九五七年的遭遇不同，他没有被疏离、冷落，反而赢得了更广泛的爱戴。《人民日报》一位老工人的行动再好不过地显露出这种情绪，他在路上拉住刚刚公布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说：恭喜您，他们让您成为了完人。对于这种变化，刘宾雁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写道：“一个自发的、未经党的领导倡导的争取和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正在加速”，他相信“中国人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觉醒”。
　　但在这种信心背后，是另一种预感——重大的事将在中国发生，它将震惊世界。预感既来自于他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经验，也源于他在美国之行中的感受。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仍沉浸在对改革开放的赞颂之中，而对中国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矛盾视而不见——或许也经常主动忘记，这个政党与政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只是暂时让步与收敛。
　　五次演讲集中在刘宾雁最关注的领域——官僚的腐败与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很多方面，出生于一九二五年的刘宾雁仍是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你甚至可以说他仍是一个最好的儒家传统的产物。尽管他具有那一代人中少见的宽阔视野和经历，他懂俄语与英语，五十年代到苏联与东欧广泛游历，贪婪阅读各种书籍。他的整个壮年则是在一片打倒儒家、消除传统的气氛中度过的。但他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在本质上仍是再传统不过的了。那是道德的视角与道德的语言。在一个伪道德与坏道德盛行的年代，他的真道德振聋发聩。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边界总是混淆的，他们批评权力、警告权力，却难以在权力之外寻找到自己的独立空间。他们希望为“人民”说话，但“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他们是不同的群体组成，追求不同的利益，他们甚至也不仅仅是“被侮辱与损害的”，他们也经常是这种“侮辱与损害”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五次演讲中的最后一次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十三日。两天后，胡耀邦去世。刘宾雁之前的预感得到了印证，死亡将紧张、混杂、喧闹的社会情绪凝结在一起，集中爆发出来。而刘宾雁无法预料，自己从此走上流亡之路。
　　我在网络上找到刘宾雁的主要作品。它们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远逊于他的回忆录。不管是《本报内部消息》还是《第二种忠诚》，它们只能在特定时代阅读。他参与开创的“报告文学”形态，是新闻与文学的融合结果，一些时候它还有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色彩。文章试图客观描述真实，但作者又经常介入其中，这介入不仅是对作者观察与内心的描述，还经常“想象”出作者无法亲眼看见与听到的场景与对话，并直接加入评价。在很多方面，文章语言也仍是典型“革命时期”的语言，缺少五四传统的清新与典雅，它力图打破宣传文学的语言死板与思维平面化，但新的个性与思考，却远未成熟，它只能尴尬地停留在路途中间。不过，它们的确具有一种浓重的时代气氛——那是个丧失了思考与情感能力的时代，充满着公然的压迫和愚蠢的年代，任何稍不寻常的探索，都成为惊人之语。
　　那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年代。刘宾雁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不管其中有多少分歧，却仍有着基本的共识。这个国家困难重重，但人们想象的解决方案却不复杂——腐败的官僚系统是最明确的敌人。对于刘宾雁来说，言论自由是他心中最直接的方案，只要给予媒体足够的监督权，很多问题将得到化解。至于更长远的未来和更深入的思想准备，他们都尚未开始。当他前往香港时，香港的研究者发现，他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是本能性的、实践性的。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对共产党的自我改造彻底失去了希望，但直到一九八九年，他仍对社会主义怀有信心，他相信只是因为错误的执政党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他没有能像东欧知识分子一样，彻底深入解析这种制度深层的矛盾。
　　这或许太过苛责刘宾雁这一代了，他们从未有时间与机会，更系统化理解这一切。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通过流放、饥饿、死亡、背叛，这些活生生的体验来完成的。即使如此，他在回忆录里，仍表现出比同代人更深入的洞察力。他发现一次次整风运动、意识形态教育，本质从来不是真去让人民相信共产主义，而是要人民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放弃个人内心世界。
　　以这五次讲演为基础的《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一书在一九九零年出版时，他仍乐观地相信，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政党与政权已经耗尽了它所有的合法性和活力。但历史充满了意外的苦涩，当刘宾雁二零零五年离去时，全世界都在大谈“中国的奇迹”、“中国的崛起”。他则被遗忘了。十七年以来，中国的媒体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中国青年报》的几位经历过八十年代、风骨残存的编辑为了向他致敬，试图刊登关于他的简短讣告，但在最后一刻还是被审稿人撤下了。他早已苍老，被青年一代遗忘，但他仍是“国家的敌人”，似乎他以任何方式回到中国，都意味着某种新的危险。或许是他代表的气质——对真实的呈现、道德勇气——依旧是这个官僚机构首要的敌人。但仅仅是对真实的呈现早不足够，即使他能够回来，也会看到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中国，二十年前的分析方式仍旧重要，却不足够……]]>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13 ddtoys@sina.com(ddtoys) Sat,10 Jul 2010 13:12:44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13 写在前面的话：
　　首先必须把我自己择出来，这个系列的文字是我的转帖，作者是许知远，家里的书橱高高供奉起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依然在排队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拜读。
　　200*年的一个漆黑的冬夜，我百无聊赖、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又不甘独醉于小屋一角，在离开公司之前找人喝酒，电话那边传来一声虚弱的男声，我开玩笑的问他工作一年了怎么变成“药渣儿”了，他勉强提气反驳到只是太累太累，说话间，听筒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女人的怒吼，大有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势头，我问哥们儿此人是谁，哥们儿突然间仿佛如临大敌、浑身筛糠，匆匆回复了一句：她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后便挂断电话，再无音讯。自那以后我俩便再无酒肉穿肠过，直到多年后的2010年再次相约，虽仍未能成行但每每联络时，那个片段便萦绕眼前，哥们儿话语中总是有落寞的伤愁，“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几多风雨”。
　　如果不是我多心，baidu了一下，最终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前面加上定语“中国证券界”，我还真以为我这哥们儿跟了*独分子混世界。
　　去年末，今年初，《财经》震荡，一晃半年过去，BB熊推荐了我一些文字，期中就有关于胡舒立的，不敢独享，与各位共享之。
　　刘宾雁，很陌生，但是从今天起，我的A序列人物里加上了他，顺便说明一下，我的A序列人物，意思就是：凡是……所有……全收。
　　其实转这个帖子还有一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清楚的认识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这些号称“传媒人”，号称“编辑”、“记者”的人，我们走得太快了，影子早就跟不上了。更多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少一点浮躁，少一点“多快好省”“好大喜功”，踏踏实实的慢一点，也许会看得更远、知得更光、思得更深。


　　从刘宾雁到胡舒立（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就在胡舒立的前景无比灿烂时，刘宾雁在二零零五年底的美国新泽西孤独的离去。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中，很少知道这个名字了，更少人曾读过他的作品。刘宾雁去世的第二天傍晚，《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堂讲座上问在座的研究生，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在一片哑然后，有人小声说知道，卢跃刚继续追问刘宾雁的代表作时，台下又是一片寂静。
　　这一切令卢跃刚感慨不已。自从刘宾雁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后，不过十七年时间，历史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有名的记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影响力或许只有方励之能与作比。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撰写揭露官僚黑暗与社会现状的报道。在中国国内他是“社会的良心”，而在中国之外，他则是这个国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国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写过《长征》一书的哈里兹伯格这样说。“他在中国的地位和东欧知识分子相似，比如哈维尔式对于捷克，他没有权力，却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Merle Goldman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价。迷恋英文媒体的年轻一代或许偶尔在二零零三年的一期《时代》上看到Liu Binyan这个名字，它出现在“亚洲英雄”的名单里。但很少会真正留心，他太陌生了，也太老了，那期杂志的封面是周星驰——他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没有资格嘲笑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直到两个月前，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刘宾雁的书。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相遇，这本书既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妖之间》或《第二种忠诚》，而是他一本讲演集，用英文出版。演讲集有这样一个标题《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除去“非常的八十年代”，我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一九八八年秋天，刘宾雁受邀在哈佛大学讲演。倘若不是一年前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次美国之行或许还要推后。这已是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上一次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他因撰写两篇报道而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二年的半流放生涯。
　　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曾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它出于一个年轻人的单纯与狂热，和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在他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行地下工作的一九四三年，他仍会在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热泪盈眶，并冒险收听重庆电台。国民党是抵抗运动的象征，但比起共产党，它始终缺乏“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他日后感动中国的才能和给他带来个人灾难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已展现无疑。他有能力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也是个“嘴上不设岗”的人，坦诚的说出所思所想；他对自由的渴望从未减弱，本能性地反抗僵化和教条。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了《中国青年报》。但他的才华却没得到展现。此刻的中国仍沉浸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欢乐之中。一种未经思考、却被本能接受的观念仍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它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对于敏感的刘宾雁来说，另一种现实也已经出现。事实上，他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就第一次在共产党小组织中，感觉到对曾经的同志的处置是多么无情，而朋友间的同情也被视作“资产阶级感情”。而当他一九四六年回到哈尔滨时，发现延安到来的共产党干部正在此地推行“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风的一律化”，他看到土改工作组将地主的所有财产都分发、并实行肉刑时，他也感到不适。到了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时，他的不安更强烈了，他熟悉的价值世界，如今都要被挤进“阶级斗争”的教条中，而到处是“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他的记者工作也与他曾经期待的相去甚远——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好消息，除去党和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各种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唯一的消极的报道，也来自对群众的“错误思想”的批判。私人生活也变得越发紧张，刘宾雁和他的妻子不得不为怀孕问题焦虑不安——新中国不允许节育，不提供避孕工具。似乎是对这枯燥现实的反抗，刘宾雁总是穿一件红色衬衣，下意识哼着歌曲，试图去报道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
　　不过，他从来没真正怀疑过共产党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他的激情甚至在一九五六年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农业合作社全面展开，之前的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则激发了普遍的民族骄傲，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即将建成。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一年春天他在苏联与波兰旅行，感受到一种更自由的空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某种奇妙的变化。对于刘宾雁个人也是如此，他的两篇报道《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它们探讨了年轻的社会主义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倾向，不管是建造一座桥还是写作一篇新闻，主管官员都对现实视而不见，也对于下级的建议毫不理会，它只听从于更高一级官员的命令。在服从党性的名义下，官僚系统漠视人民的利益和需求，由于党性过于抽象，“服从党性”则又变成了“服从上级”，从而党组织本身的威信也被他们的行为破坏。这两篇报道触动了整个时代的神经，三十一岁的刘宾雁成了文坛名人。他甚至还升了级，成为了十三级干部，不仅可以乘坐“软卧”，抽高级香烟，还有资格阅读仍属秘密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这真是令人震惊的体验，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政策被严酷的谴责。这一年他在中国南方的采访中，对这个新生政权的主要问题再次确认——党对权力的垄断，造就了一个庞大、迟缓、傲慢的官僚阶层，他们造就了不公、低效、物资短缺和社会普遍的情绪低沉。但他没有对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并相信新闻报道的公开，将有助于党的自我批评和改造，而且他的两篇作品的发表，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他在全国各地演讲的广受欢迎，不正表明这新到来的自由空气的到来，党组织正接受批评。
　　但幻灭却随之到来。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变成了反右运动，在没完没了、毫无逻辑的批判之后，刘宾雁成为超过一百万的右派中的一员，而且是“极右派”，毛泽东钦点的右派。这或许也是刘宾雁第一次清晰感受到，中国人的独立思想和品格，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被多大程度地摧毁，当同事对他进行残酷、毫无根据的批判时，似乎平日的和气相处都只是假象，下面一直隐藏着深深的仇恨。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仅仅是这希望与幻灭的不断重演。当他下放到山东与山西乡村时，看到了农业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当《人民日报》上洋溢着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的宏论时，刘宾雁却发现农民陷入了绝望，农村则变成了“鬼城”。当中国社会刚刚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时，一场更宏大的政治运动再次到来。他刚被摘下的右派帽子又重新戴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最终也侵入最亲密的家庭系统，他十三岁的儿子不忍心批斗父亲，却不得不在家门口贴上这样的纸条：“刘宾雁，你必须老老实实，按时上班回家，不许乱说乱动”。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刘宾雁才有机会开始自己的生活，再一次拿起笔来描述他眼中的世界。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但二十二年的不幸遭遇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激发起更强烈的冲动，抢回这丢失的时光，去探究这一切悲剧的源头。
　　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他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一九七九年引发的反响。《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一百零四万册，而刊载这篇文章的九月号更是造就这样的现象——无论图书馆和个人订阅，都被借走，连续传阅，每次几个小时计，在一些工厂和学校，众人下班与放学后聚集在一起，由一人朗读。
　　借由对当时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的报道，刘宾雁探索了一个人人困惑的问题——这个新政权建立了三十年，经过了无数次政治运动，高喊了无数响亮道德口号，腐败的官员却似乎享有了更大的自由，而那些正直的人，却无一有好下场。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的破产、政治的破产，也是道德和信念的破产。经过多年意识形态洗礼的人，已经不知道如何描述、分析与理解这种破产。人们有强烈的感受，却不知怎样表达，也仍不敢将问题归咎于共产党组织。而《人妖之间》不仅触及到这一切，还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组织的内在困境——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且，他描述的不是小说，而是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
　　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刘宾雁成为了“中国社会的良心”，一名英雄式的新闻记者。他成了人们对这个新时代的期待——用开放来暴露黑暗，用真实来揭穿虚伪，用个人的正直对抗社会的异化。在很多方面，他仍是那个一九四四年加入共产党的那个年轻人。当初，他加入革命是为了解放自我、实现自我——尽管这种自我是模糊的，但它与自由紧密相联。如今仍是如此，他写作、演讲，为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和被长期扭曲的人性大声疾呼，从中他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倘若《人妖之间》描述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如何不可避免的造就了腐败和人的异化，那么他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二种忠诚》则是他对那些拒绝异化的人致敬。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师陈世忠，另一个是上海海运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倪育贤，他们似乎都是这样一种人——即使在最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拒绝放弃独立的思想与判断，并恪守自己的信念。
　　他们的际遇引发了刘宾雁强烈的共鸣，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创造了让整个中国社会为之激动难安的三种忠诚：
　　“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一种忠诚。怀有这种忠诚的人，本人在个人利益上也须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但比较安全，顺当，一般不致招灾惹祸。由于在上级眼里可爱，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种忠诚，像陈世忠、倪育贤身体力行的这种，就不大招人喜欢了，直至不久以前，往往还要付出从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
　　很多年来，前一种忠诚，由于受到格外的爱护栽培，不断灌溉、施肥，便生长得茁壮而茂密了，相比之下，在我们的政治田野里，第二种忠诚就贫弱而稀疏了。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地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
　　危险的是又有第三种忠诚作为第一种忠诚的变种生长起来。只要是上级的旨意，明知错误而有害，也认真执行，甚至还要做过头，以博得上级赏识；遇到重大是非争议，分外谦虚谨慎，不置可否，明哲保身，把责任上交或下放；善观风向，顺风转舵，随时可以反戈一击，另换效忠的对象。这种忠诚娇嫩欲滴，妩媚诱人，可爱度又胜过第一种忠诚一筹，只不过它结出的果子却是苦涩的，甚至有毒。”
　　倘若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无孔不入的个人崇拜与伪道德社会，你难以理解这三种忠诚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大的戏剧性冲击。人们看到、听到、经历了在“忠诚”的名义下的种种灾难，却又说不清这一切错误根源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私”总是在“公”面前黯然失色，普通人则在雷锋、王进喜这样的榜样面前自愧，而党与国家不正代表“公”，个人只能跟随与服从它。但刘宾雁却清晰地说出来，还有第二种忠诚，它要忠诚于自己的判断。在一个个人判断集体性丧失了三十年的社会里，人们渴望再次寻找到它。
　　在很多方面，刘宾雁都是这“第二种忠诚”的象征。他的天才式的讲演、翩翩的风度、宽厚的性格，人们对于印刷文字的本能性崇拜，都增加了他的感召力。在一个旧道德崩溃的时代里，他成为了某种新道德的代表。他甚至成为了新权力的象征，每到一处采访，人们总是围着他一直讲话，他在《人民日报》的家中，总是拥挤着各种访客，其中很多满含冤屈。人们找不到正常渠道来释放自己满腹的辛酸，刘宾雁则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http://www.jkfm.net/mx/article.asp?id=312 ddtoys@sina.com(ddtoys) Fri,09 Jul 2010 12:52:09 +0800 http://www.jkfm.net/mx/default.asp?id=312 写在前面的话：
　　首先必须把我自己择出来，这个系列的文字是我的转帖，作者是许知远，家里的书橱高高供奉起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依然在排队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拜读。
　　200*年的一个漆黑的冬夜，我百无聊赖、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又不甘独醉于小屋一角，在离开公司之前找人喝酒，电话那边传来一声虚弱的男声，我开玩笑的问他工作一年了怎么变成“药渣儿”了，他勉强提气反驳到只是太累太累，说话间，听筒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女人的怒吼，大有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势头，我问哥们儿此人是谁，哥们儿突然间仿佛如临大敌、浑身筛糠，匆匆回复了一句：她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后便挂断电话，再无音讯。自那以后我俩便再无酒肉穿肠过，直到多年后的2010年再次相约，虽仍未能成行但每每联络时，那个片段便萦绕眼前，哥们儿话语中总是有落寞的伤愁，“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几多风雨”。
　　如果不是我多心，baidu了一下，最终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前面加上定语“中国证券界”，我还真以为我这哥们儿跟了*独分子混世界。
　　去年末，今年初，《财经》震荡，一晃半年过去，BB熊推荐了我一些文字，期中就有关于胡舒立的，不敢独享，与各位共享之。
　　刘宾雁，很陌生，但是从今天起，我的A序列人物里加上了他，顺便说明一下，我的A序列人物，意思就是：凡是……所有……全收。
　　其实转这个帖子还有一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清楚的认识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这些号称“传媒人”，号称“编辑”、“记者”的人，我们走得太快了，影子早就跟不上了。更多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少一点浮躁，少一点“多快好省”“好大喜功”，踏踏实实的慢一点，也许会看得更远、知得更光、思得更深。


　　从刘宾雁到胡舒立（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胡舒立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犹记二零零一年七月，我拿着一册《商业周刊》在北京东北三环的一间写字楼里疾走，向着每个经过身边的同事说，你看“亚洲最危险的女人”。
　　这一期《商业周刊》的评选出他们认定的五十位“亚洲之星”。其中六位来自中国大陆，四位是企业界——民生银行的经叔平、联想集团的杨元庆、中国银行的刘明康、中石油的黄炎，一位经济高官——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则是舆论影响者，她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的主编。
　　我二十五岁，在一份刚刚创刊三个月的报纸中工作。这份报纸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样年轻，没什么工作经验，却都胸怀一种莫名的冲动——我们要办一份伟大的媒体。但至于“伟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一些现成的例证摆在眼前，我们的阅报室里摆满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财富》、《时代》，它们的寿命最长的一位要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它这样报道过拿破仑：“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即使最年轻的《财富》和《商业周刊》也是一九二九年创办的，它们记录了大萧条以来的岁月。我们也着迷于他们的调查能力、写作方式，当然更渴望它们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都记得亨利·卢斯在世时对《时代》驻外记者的要求——你是另一位美国大使。
　　这一切都令我们的现实暗淡无光。你怎么能想象，中国有一份报道过乾隆皇帝，如今仍在继续发行的报纸，更不能想象中国的媒体能轻易采访到全球最显要的人物，为世界舆论设定议题。或许在内心里，我们还有一丝不愿承认的地位焦虑。《纽约时报》的北京记者，可以见到中国总理，进入中国政商阶层，而从未听说过中国的记者们能在西方主流社会自由出入，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无冕之王”的美妙滋味。我们迷恋甚至迷信这些媒体，对他们的标准坚信不疑。商业与政治人物进入亚洲之星的榜单在意料之中，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影响力迅速上升，他们代表的是机构与组织的力量。但如果胡舒立是亚洲之星，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这是个人的胜利，是某种信念的胜利。中国的媒体人既可以赢得西方同行的尊敬，也可以与国内的要人比肩而立。
　　二零零一年之后的两年是中国商业媒体的蓬勃时期。我工作的《经济观察报》和它的竞争对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以超出创办者们预料的速度迅速兴起。那是个洋溢着希望的岁月。中国经济没有毁于国有企业的纷纷倒闭，反因私营经济的兴起而站在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入口；外部世界也是让人憧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被视作新的乌托邦，中国不会再退回到自己的过去了；甚至一向僵化的政治体制都露出松动的痕迹，党的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邀请私营企业主入党，一年后的十六大则是政权的第一次顺利接交，没有拖延到不得不交的最后一刻，没有被废黜的接班人，在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似乎还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能力，让人充满期待。一种单纯的信念在支持着人们的乐观——市场经济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开放与社会进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将是整个过程的记录者、监督人。
　　我们将美国进步年代的新闻记者视作自己的同代人，我们也将帮助这个生机勃勃、问题丛生的大国变得更成熟、健康，我们自己也坚信可以让未来一代的中国更富有朝气和自信。倘若中国的企业家们借助的是股份制、流程管理、市场营销这些外来理念，从一片国有化的废墟上塑造起中国当代商业世界的萌芽，那么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要借助的则是5W原则、深入调查、揭露黑暗的勇气——这些西方新闻界的已成传统，在被长期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公然的谎语所围绕的新闻纸上，创造出新的生命力，值得倾听和信赖的声音。
　　我记得同事们在阅读到关于胡舒立短短的报道时的由衷喜悦，他们感觉到未来的无穷可能性。在这种喜悦不到一个月后，《财经》传来更振奋的消息。这本杂志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的银广夏存在严重的业绩造假，在这之前，它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两年股价涨幅超过百分之一千，它也被视作中国经济蓬勃的象征之一，高级领导人都曾访问与赞扬过它。但这则报道则表明，奇迹背后是个无尽的陷阱。这则报道将《财经》推到了声誉的第一个高峰，倘若再结合它之前关于琼民源、基金黑幕的报道，《财经》最鲜明的形象业已形成——它是黑暗和陷阱的揭露者，不仅充满了正直与勇气，还具有让同行们仰视的专业精神，他们可以读懂那些可怕的财务报表，能在无穷枯燥的数字构成的海关记录中发现被隐藏的欺骗……它甚至影响了整个商业新闻报道的方向和谈话方式，记者们纷纷试图能理解财务分析，而人们不用“商业报道”这个词，而说“财经报道”。
　　但是这种过分鲜明的形象，经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财经》更宽阔的抱负。它真正的兴趣是如何推进中国更深入的改革，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胡舒立经历过邓小平初期的改革岁月，知道一旦给予自由，中国人的能量将怎样喷发，她也游历过西方，知道中国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她当然也有那一代人普遍特性，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有时甚至是迷恋。在他们成长的最初岁月里，政治权力进入生活的每一个空间。而当他们试图反抗这种压迫时，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穿上牛仔裤，第一次听到摇滚乐，甚至说出一句真话，写出一篇没有假话与空话的新闻稿，都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一种政治改革。而他们的个人经历则表明，来自最高层的理性决策，才是推动中国的决定性动力，中国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
　　当胡舒立在一九九八年创办《财经》杂志时，股票市场、金融业、经济政策，似乎正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杠杆。距离天安门事件已将近十年，人人都已默许了政治改革的停滞。但是商业蓬勃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经济自由将导致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估计，倘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他们遵循理性和契约的精神，倘若亿万股民们能因为股票不仅分享到增长的财富，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改革直接相关，这将是多么重大的变革力量。“增量改革”、“渐进改革”正是热门话题。眼见俄罗斯与东欧休克疗法的阵痛与萧条，中国一部分头脑敏锐、富有责任感的精英们，相信自己能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这多少像是另一种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暂且不去理会政治体制，我们去建立一家好公司、建立一个良性的股票市场、在非政治领域尽量说真话，迟早有一天这些良性的力量将逼迫权力核心的改变。况且，这权力核心看起来也并非铁板一块。此时，一个革命性的政党似乎彻底脱去了革命的外衣。一个技术官僚的年代已经到来，新一代官僚们有很多令人充满希望，他们在西方接受教育，知道世界的模样，再没兴趣谈论意识形态，他们将把自己的教育和经历转化成变革的动力吗？
　　当胡舒立和王波明最终坐在一起时，一切看起来正是如此。他们都是革命之子。当少年时代响彻云霄的“东风压倒西风”，“亚非拉兄弟”的口号之后，他们都在美国找到了方向。胡舒立想创办一份具有美国水准的杂志，而王波明则忘不了自己在纽约金融市场的经验，要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建立对应物。
　　他们的合作几乎立刻大获成功。给《工人日报》撰写过社会变化的稿件，去美国进修过，为《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华尔街，经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反自由化”，参与创办过《资本》杂志，胡舒立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在这一刻发生作用。她成熟的个人信念、对新闻业的深入理解、技术能力、对政治的敏感，在得到新的支持之后，喷涌而出。而这喷涌又恰好发生在既重要又相对自由的领域——商业与金融。它不直接涉及政治，却又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唤起公众强烈的认同，又有改良派官僚的默认与支持，它也得到国际资本与舆论的关注，《财经》像是个令他们无比渴望、又迷惘不堪的中国市场的小型探照灯，它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说话，帮助他们分清虚与实……
　　“黑幕与陷阱”式报道的巨大成功，表明真相与信任，在中国是多么可怕的稀缺。但揭露从来不是胡舒立的全部兴趣，或许也不是她最终的兴趣。她想创造一个新共识，一个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她要让孤立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变成推动中国进步的理性力量。（待续）]]>